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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别无选择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乌江自刎，而选择做奴隶的越王勾践终于创造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人间奇迹；别无选择让明末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先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并对她说“愿生生世世不再生在帝王家”，而选择宫刑的司马迁则忍辱负重写出了照耀中国历史进程的不朽巨著《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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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当的选择会带来终身遗憾，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叫做“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宋徽宗、宋钦宗选择投降而不是拼死抵抗，结果被掳掠到寒冷的北方受尽凌辱，最后还不得善终，让后人扼腕叹息；崇祯皇帝选择处死立下赫赫战功的袁崇焕而自毁长城，其结果便是国破家亡。所以，面临选择时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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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经济学上，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在经济学上的选择问题包括：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如何配置现有的资金以达到最佳的消费效果或投资效果；选择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选择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必要时如何牺牲某种欲望来满足另外一种欲望。对于生产者而言，选择生产什么物品和劳务以及各生产多少；选择如何生产；选择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和劳务；何时生产这些物品和劳务。这是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面临的问题，也是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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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济学是如何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选择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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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经济学给出了机会成本的概念。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把一种资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之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举个消费者的例子，假如你和女朋友去看电影，影院在不同的放映厅同时放映两部电影：一部是《阿凡达》，一部是《孔子》。你喜欢看《阿凡达》，你女朋友喜欢看《孔子》，但是你们两人只能选一部一起看。假如你们选择了看《阿凡达》，那么你们的机会成本就是看《孔子》的享受；而假如你们选择了看《孔子》，那么你们的机会成本就是看《阿凡达》的享受。再举个生产者的例子，假如你是某企业老板，你看中了两种投资品种，一是生产衣服，一是生产食品，但是由于资金有限，你只能投资其中的一个，如果你选择生产衣服，那么你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食品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如果你选择生产食品，那么你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衣服可能得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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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临选择的问题时，经济学给我们的建议就是选择机会成本最小的去消费或者去生产。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选择为我们带来更大享受（经济学上称为效用）的商品去消费，选择为我们带来更大收益的商品去生产，这和我们普通人的本能选择完全一致，我们不学经济学就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道理，那么经济学有何独特之处呢？我们知道实际生活中我们未必每次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比如很多人在面临生与死、义与利的考验时毅然而然地选择了死与义，所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而经济学则严格遵守利己的选择原则没有丝毫妥协，这就是经济学和我们的常识之间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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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里把严格遵循利己原则的人称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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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比较专业化，并非为普通老百姓所熟悉，所以慎重使用。著名经济学、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就说经济学家不可以随便使用经济学术语。他举了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说他的一位朋友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有一天，朋友的太太发现家里的水管坏了就叫他修理，结果他的这位朋友说：“叫水电工来修吧，我的时间很值钱，也就是说我修水管的机会成本很大。”说完后上楼看电视去了，于是这位太太向卢卡斯投诉说：“谁信他的鬼话，看电视难道也挣钱？”因此，卢卡斯认为那些动不动就说“机会成本”这样经济学术语的人只不过想吓唬那些不懂这些术语的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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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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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经济学和我们常识的区别在于，它严格规定人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什么是理性经济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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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经济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经济人”假设规定他的选择是效用（效用是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思是消费某种商品时所得到的心理满足程度）最大化，而对生产者而言，他的选择就是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消费者和生产者不考虑其他因素，不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不考虑爱心，所以经济学家有时候被人们形容为“冷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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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1776年划时代巨著《国富论》（《国富论》的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里写道：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每个“理性经济人”都在力图充分利用他手中的资本，使其产生最大的价值。从主观上讲，他无意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这一目标，而该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利益，而且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还要好。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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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看不见的手”原理引出的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市场经济是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因为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某商品的高价格引导着资源去生产该商品，某商品的低价格则引导着资源抛弃该商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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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理性经济人”的思想早在我们中国的各种文献里就屡见不鲜，只不过我们先人没有把这种思想归纳成经济学理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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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前的哲学家杨朱就在《列子·杨朱》里这样写道：“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看看，2500年前杨朱的思想和23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何其接近！杨朱的言语里既有“理性经济人”的思想又有“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可见人性是相同的，它既不分东西，也不分远近。所以孟子对杨朱评论道：“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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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300年前的韩非在《韩非子》里说的一句话和23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的一段话也是何其相似！《韩非子》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意思是，医生擅长吸吮别人伤口，不怕嘴里含着别人的脓血，并非医生和病人有骨肉之情，而是因为医生这么做有利可图。《国富论》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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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原君》里这样写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个思想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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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私自利的思想最后就凝练成了一句经典之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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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还是我们中国哲学里趋利避害的思想都描述了社会现实中的大多数人的选择行为，原也无可厚非，但是假如过分渲染这种“理性经济人”思想或自利思想则不可取，因为这会导致拜金主义或物质至上思潮泛滥，人们会将“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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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由于过度渲染市场经济的作用，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潮与拜金主义言行。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会感到莫名的悲哀：当有人落水的时候，船家先要谈好价钱再去救人，更有甚者，有的船家竟然把溺毙者的尸体拴在船头上和死者家属就打捞尸体一事讨价还价。听到一位处于豆蔻年华的女孩在电视上公然这样说“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时，我们的心情会异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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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行只是自私自利思潮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他们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要过度宣扬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我们不要过度宣扬市场经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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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理性经济人”毕竟只是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假设条件，现实中我们还有人舍生取义，还有人为民请命，还有人见义勇为，还有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些人未必是世俗观念里的成功者，但是他们必定是我们社会的救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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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方经济学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作为进一步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条件，不可以当做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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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年的亚当·斯密已经预见到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会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于是他在另一著作《道德情操论》里写道：“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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