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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结构性失业在性质上是长期的，而且通常起源于劳动力的需求方。结构性失业是由经济变化导致的，这些经济变化引起特定市场和区域中的特定类型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低于其供给。 满足不了需求结构变化的那部分劳动者便成了失业人员，得不到满足的工作岗位则成了空位，这就构成了结构性失业的重要特征：失业和空位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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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有结构调整型失业、体制转轨型失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型失业、技术进步型失业、知识经济发展型失业、教育发展滞后型失业、就业观念滞后性失业、地区供求不对称性失业、年龄供求不对称性失业、性别供求不对称性失业，等等。像我们所说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就属于教育滞后型的结构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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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起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素质尤其是技能要求的提高，而现实中劳动者的技能满足不了要求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如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大量员工失业；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青岛、福州、深圳等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状况。例如，北京某公司实行工资改革，为高级钳工开出的月薪超过5000元。上海发出了“技术人员紧缺，青年技工、技师亟待补充，高级技工缺额较大”的呼吁。另外，据报道，深圳每年急需中、高级技能人才3万余人，而每年的培训能力尚不足1万人，缺口很大。与此同时，近几年来该市每年都有1万名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这些失业人员，80％以上没有参加过职业训练，无一技之长，实现再就业较为困难。这些都可认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起的结构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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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分析王磊的第二种情况：想找的工作找了3个月也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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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企业通常不会把工作给第一个申请该职位的人，失业者也不一定会选择他们能够得到的第一份工作。相反，企业和工人都在花费时间寻找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和最合适的工作。通过寻找，可以找到与其兴趣、爱好和技术相符合的工作，并获得满意的收入。当人们寻找工作时，他们就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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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性失业有时候也叫求职性失业，是由于寻找工作要搜寻信息而花费时间而造成的失业，也就是说即使有足够的岗位也会发生失业。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工人的偏好和工作能力存在差异，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技能要求，工人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不会一蹴而就，空缺岗位与待岗工人的信息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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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们搬到一个新城市后需要寻找工作，一个人由于某种职业不够理想而想寻找其他职业所引起的暂时性失业。大学毕业生寻找一个工作时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从而导致暂时性失业，妇女在生完孩子后可能需要重新寻找工作，等等。这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造成的失业，以及意向新加入劳动力队伍或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过程中的失业均属于摩擦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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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了减轻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压力，某些省份从2009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可以申领失业补助金。例如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知，2009年家庭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年底前未就业的，可持居民身份证或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明、毕业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困难家庭证明、失业补助金申领登记表、档案或相关证明等材料，到县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的失业保险机构申领失业补助金。失业补助金申领发放期限为每年的1~6月，标准为当地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的90%。（燕赵都市报.2009年毕业大学生申领失业补助金开始.2009年12月23日，http://news.sina.com.cn/o/2009-12-23/105216820057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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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发了失业补贴会促进就业还是降低就业呢？据西方研究表明，发放给失业者的补贴越多，工人投入在寻找工作上的平均时间就越多，摩擦性失业的现象也就越多。不过我国目前这些失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家庭困难者，具有人道援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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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个问题上，既有结构性失业存在，也有摩擦性失业存在。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很容易区分的。摩擦性失业是一种过渡性的、时间很短的一种失业形式；而结构性失业则往往是一种长期的基于宏观经济条件变化而引起的失业。一般来说，结构性失业比摩擦性失业更严重。因为摩擦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或者因为经济变动过程中的工作转换而产生的失业。增强就业服务机构的作用、增加就业信息、协助劳动者搬家等都有助于减少摩擦性失业。而结构性失业是由于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兴衰转移而造成的失业，是劳动力失衡造成的失业，一些部门需要劳动力，存在职位空缺，但失业者缺乏到这些部门和岗位就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训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更严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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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失业的类型还有季节性失业，比如建筑工人在冬季就会被辞退，当春天来临时才会被重新雇用；还有周期性失业，例如在经济危机时，大量的汽车工人在经济衰退时被解雇，等到经济复苏后，又会再次被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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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痛苦指数”，败也“痛苦指数”——当通胀和失业并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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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美国总统卡特靠“痛苦指数”当选，竞选那年夏天的痛苦指数是13.57%，他以此将福特打成“美国史上最糟的总统”，说任何给国家这种痛苦指数的人，连开口说要当总统的权利也没有。但卡特成也痛苦指数，败也痛苦指数，1980年他带着21.98%的痛苦指数寻求连任，里根只问选民一句“你的日子比四年前好过吗”，就赢得了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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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指数的成名来源于卡特总统的竞选胜利，而痛苦指数更加有名也恰恰来自于卡特连任竞选的失败。到底什么是“痛苦指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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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作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的阿瑟·奥肯（Arthur Okun），提出了著名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就是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加总来描述一个大致的经济状况，数字越高，表示人们的痛苦程度越高。因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是政府和民众想极力降低的指数，因此痛苦指数可以很好地衡量老百姓对经济运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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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单地用公式来表示一下（之后还有人不断在修正痛苦指数，比如有人认为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忍受力是失业的1.6倍，因此提出痛苦指数的公式应该为）：痛苦指数2=（通货膨胀百分比/1.6）+失业率百分比）2009年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的一些分析家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痛苦指数”。这个新的痛苦指数与以往奥肯的那个痛苦指数有些不同，它采用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这两个衡量指标，以此来衡量人们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3=财政赤字占GDP中的百分比+失业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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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百分比+失业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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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奥肯创造出了这么一个痛苦指数来衡量经济运行的情况，关键在于宏观经济目标中人们最关心的指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之间既统一又矛盾。在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三个概念中，通货膨胀为一方，失业和增长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往往是当政府试图阻止通货膨胀时，常常会引起衰退，失业加重，增长趋缓；同样，当政府试图刺激增长或者减少失业时，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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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痛苦指数之前，还有很多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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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A.W.Phillips，1914-1975)根据英国1867~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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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和索洛(Robert M.Solow,1924-)根据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在美国同样存在。更具意义的是，他们将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表示出的曲线，这就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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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上并不是一直存在这样交替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及其以后，“滞胀”开始扩展到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十分严重。在这次危机中，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都达到了两位数：美国为15.3％，英国为11.2％，联邦德国为12.3％，法国为16.3％，日本为20.8％；同时，上述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两位数：美国为15.3％，英国为43.9％，联邦德国为11.1％，法国为19.1％，日本为32.5％。国际经济走入一种高的失业率、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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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是美国的第39任总统，他是在1976年竞选成功，1977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任。从菲利普斯曲线到奥肯的痛苦指数，实际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的新情况，那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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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没有公布过中国的“痛苦指数”，但既然知道了痛苦指数是如何计算的，那我们不妨也来推算一下中国历年来的痛苦指数吧（见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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