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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而传统经济学恰恰忽略了制度这一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只重视数量关系，并只局限于对很少几个经济条件进行分析，使经济学成了只关心稀缺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技术经济学，因而是片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主张以质的分析即制度-结构分析代替量的分析。为此，一些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了很多以前的经济学家未曾注意或很少涉及的问题，如小生产者问题、妇女问题、种族问题、家务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卫生保健问题，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称他们的这种经济学为“开放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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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两个经典案例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里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路径依赖。在新制度经济学里，路径依赖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看看计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方式。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几乎天天使用的计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方式很奇怪，它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而是看上去杂乱无章。据说，打字机发明者、美国人肖勒斯（Sholes）当初在研制打字机时（1870年），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直到今天仍按照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到了1936年，美国发明家德沃拉克（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的英文字母缩写），声称比QWERTY键盘效率更高。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慢慢地销声匿迹了，QWERTY却独霸键盘市场直到今天还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在1985年发表文章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这种情况被称为路径依赖。所以一件商品最早占领市场是多么重要！不过现在我们手机上的键盘字母就是按照顺序排列的，用上去舒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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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我们在初中就学过的有理数。为什么数学上把可以用分数表示出来的数叫做“有理数”？难道这样的数是有道理的数？当然不是。其实这纯粹是一开始的翻译错误，然后就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以至于谬种得以流传至今。有理数的英文是“rational number”，其中的“rational”既有“成比例的”意思也有“有道理的”意思，当然在这里应该翻译成“成比例的数”，可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吃了螃蟹，将其翻译成了“有理数”，于是可以用分数表示出来的数就变成了有理走遍天下的“有理数”，而不能用分数表示出来的数就变成了无理寸步难行的“无理数”。其实，之所以如此，无疑就是因为路径依赖，习惯成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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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制度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制度而不是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很多案例可以生动地说明路径依赖确实存在而且很顽固。有一个成语叫做“萧规曹随”，字面意思是西汉初年的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当萧何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仍照着萧何制定的规章制度行事。我们再看看少数民族的清朝取代汉民族的明朝后实行的一系列文官制度就明白路径依赖的道理，一个新朝代取代了一个旧朝代，但主要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朝代的名称改变了而已，所谓新瓶装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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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还在发展之中，我们相信它在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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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福利经济学的几个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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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人记得一句广告词，叫做“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意思很明显，只有大家都过得好，整个社会才能过得好，这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意思几乎一样。那种只有部分人过得好所带来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日益突出。要达到大家好这个目标，要实现由温饱型社会向福利型社会的转变，这就要涉及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了，而福利经济学回答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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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一般假定有以下三大社会目标需要实现：最大的选择自由；最高的经济效率；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实现这三大目标的社会才是一个福利型社会，但何其难也！仅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就很难摆平（参见本书第6章），这里我们不去过多讨论福利经济学的细节问题，只简单介绍几个重要的福利经济学概念（当然也是经济学概念），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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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1848-1923）是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他认为，当不存在着能够使某人的处境变好同时不使任何其他人处境变坏的任意变化时，就会出现帕累托最优，或称为最大化福利。这意味着社会不能以一种帮助人而又不伤害其他人的方式来重新安排资源配置或财富的分配。因此，帕累托最优意味着：第一，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优分配；第二，资源的最优技术配置；第三，最优的产出数量。后来的经济学家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资源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与资源市场，因此，帕累托最优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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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当存在能够使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好同时不使任何其他人处境变坏的某种状态变化时，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由此可见，只要存在着帕累托改进，那么资源配置就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对于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所以现实社会总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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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个帕累托改进的例子。假如有两个人小李和小张，他们手中各自有5个梨和5个苹果，根据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小李而言1个苹果的效用大于1个梨的效用，而对于小张而言，1个梨的效用大于1个苹果的效用，于是如果这两人进行交换，则每个人的总效用（总福利）都会增加，因此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机会，这种交换持续进行直到一方感到再交换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帕累托改进就消失了，于是针对这二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就产生了。所以贸易交换是帕累托改进的一个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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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概念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出生于1921年）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福利经济学领域贡献颇多，最著名的当属公共政策选择方面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或“一致投票悖论”。用阿罗的话说，就是“只要给出几个选择者都必然会接受的前提条件，在这些前提条件的规定下，人们在一般或普遍意义上不可能找到一套规则(或程序)在个人选择顺序基础上推导出来一个一致的政策选择”。由此进一步推知，在一般或普遍意义上，无法找到能保证所有选择者福利只会增加不会受损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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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阿罗举过的例子予以简单说明。假设有一个由三个投票人甲、乙、丙组成的民主社会，要对以下三个政策进行投票选择：增加工资（我们用政策A表示）、增加水电费（我们用政策B表示）、增加退休金（我们用政策C表示）。这三个投票者所遵循的规则（即阿罗说的前提条件）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意某项政策，那么该政策就被通过。假设投票人甲对三项政策的选择顺序是A、B、C，投票人乙对三项政策的选择顺序是B、C、A，而投票人丙对三项政策的选择顺序是C、A、B，那么后果是什么呢？答案是不可能有一致的结果。因为，假如我们先对A、B进行投票表决，则结果是A，然后再对A、C进行投票表决，则最终结果是C；假如我们先对A、C进行投票表决，则结果是C，然后再对C、B进行投票表决，则最终结果是B；但假如我们先对B、C进行投票表决，则结果是B，然后再对B、A进行投票表决，则最终结果是A。由此可见，投票的先后顺序不同，则最后的结果也不同。所以，阿罗认为，并不存在既能尊重投票人的个人喜好，又能保证全体福利的最大化，并且不取决于对政策进行投票顺序的多数人投票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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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投票悖论”有时候会出现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之中，例如，2010年6月举行的波兰总统选举就是如此。共有10人参加了第一轮选举，投票结果显示，公民纲领党候选人科莫罗夫斯基的得票率在46％左右，而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得票率在33％左右，另外8名候选人的得票率在21%左右。没有一人的投票率超过50%，所以第一轮的投票就没有选出波兰总统，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这种投票结果其实就是“一致投票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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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福利经济学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要真正解决全社会的福利问题也许是经济学家们力所不能及的，这就像大思想家孔子凭一己之力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礼崩乐坏”一样。要实现全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恐怕还得靠政治家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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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章鱼哥最灵——经济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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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南非世界杯留给世人的记忆很多很多：夏奇拉的《南非时刻》让人如醉如痴，郑大世的男儿眼泪让人心灵为之一颤，闭幕式上近92岁的南非民族英雄曼德拉略带伤感的微笑让人心潮澎湃，但最最令人难忘的恐怕还是那个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章鱼保罗，中国人给它起了个尊名叫做章鱼哥（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动不动就给人的名字后面加上个哥或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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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章鱼哥能够百分之百地预测出谁胜谁负靠的是什么，但我们由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街头有那么多算命先生招摇过市，为什么电视上、报纸上那么多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对未来经济进行预测，而老百姓不管对错总是对这些人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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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到底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还是预测未来的？经济学家们说法不一。张五常教授坚持认为“经济学唯一的任务就是解释世界”，所以他写的书就叫做《经济学解释》。而英国著名经济学史学家马克·布劳格却说：“经济学的中心目的在于预测而不在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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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经济学里有门课程就叫做“经济学预测”，那什么是经济学预测？经济学预测就是根据经济学原理运用适当的数学模型在过去的数据基础上对经济变量未来的数值或数值范围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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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预测的方法可以很简单，比如，用过去的数值进行加权平均或者简单平均；当然也可以相当复杂，比如，用一般人看不懂的随机模型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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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无奇不有、五花八门而且大部分都不准确。例如，19世纪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曾悲观地预言，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将远远超过以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贫困、饥荒、犯罪和战争将接踵而至。社科院2008年发布的2009年版的《经济蓝皮书》就曾预测，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正式步入较长时间的调整期。需求方短期内难以走出观望，开发企业将会迎来一轮“洗牌”，供需双方作用下，房价面临进一步回调。2010年5月初一位名叫“末日博士”（Mr.Doom，中文名字叫麦佳华，英文名字叫Marc Faber）的经济学家更大胆地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在近期显著放慢，并可能在9～12个月内崩溃。难怪美国记者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写了一本名为《迷惘的预言家》的书，历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预言与决策的失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一场猜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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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10年世界杯开赛前，路透社请出74位经济学家来预测谁夺冠，说西班牙夺冠的最多，有24个，他们的预测似乎很到位，不过还有23位预测巴西夺冠，他们严重失测，因为巴西连前8名都没进。2006年世界杯，大部分经济学家还猜测阿根廷会夺冠，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获得了冠军，假如你忘记了夺冠的过程，你一定不会忘记黄健翔“意大利万岁”的狂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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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预测其实很难说是对是错。他们给出的预测结果是在使用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得出的，换句话，都是事后诸葛亮。更大的问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模型本身就未必靠得住。这一点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可以作证。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观点经常变来变去呢？凯恩斯回答说：“先生，当统计数字改变时，我的看法有什么办法不随之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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