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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你说这和经济有关，”安布鲁斯特若有所思地说，“当然，我能够看出栖息地保护和经济发展、共同发展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因为就像海勒姆一直对我们说的，栖息地保护需要修补和发明——还是如他所说，成功的修补和发明需要创新的、繁荣的经济体系。而且，生态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及他们对于可怕的发明的警惕——是被繁荣的经济体系所支持的，而不是贫穷、沉滞、上顿不接下顿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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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经济生活和栖息地维护之间连接的相关性，我可以做出额外的观察吗？是的，我们置身其中的栖息地还包括自然的其他部分的集合体；并且，是的，假如我们不可挽回地破坏了自然栖息地，它对于我们和对于豹子、大象来说将同样致命；并且，是的，我很愿意这么假设：进化赋予了我们约束性的特质，而那可能也会防止我们破坏自然世界的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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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的栖息地同样由我们自己的居民区和它们所依赖的经济集合体组成。意料之中，我们发现在最成功的经济体系中的最成功的企业——而不是那些穷困潦倒的经济体系，它们被只手遮天的地主们占领，最终却榨干了自己——擅长坐上胜利的宝座，却在保护经济栖息地这方面做得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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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保护经济栖息地的特质，（至少从商业的角度而言）那可能只有一万年或至多两万年之久，对此我并不感到乐观。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很容易受到白领犯罪[2]、有组织犯罪、自由职业者犯罪、残忍和剥削的政府、自大狂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摩拳擦掌地想要并且能够杀死那只下金蛋的鹅，从而满足自己对权力、财富或虚荣心的欲望，或将它们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强加其上，无论这将对它们竞争的场所造成怎样的经济损害。它们所能造成的恐怖可以被无限列举：致命武器、基因战争、种族灭绝、种族清洗，以及煽动大众的狂热和仇恨的竞选，令其他恐怖在现实中成为可能。进化又给了我们什么保护来对抗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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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并不多，”海勒姆回答，同时凯特犹豫了一下，看上去很惊讶，“只有智慧。不，等一等，或许我错了。我们还有道德感——另一个来自意识的礼物。关于对和错的定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关于行为对错的意识是一个非常古老和普遍的特质。你们自己知道的，安布鲁斯特，凯特，霍滕丝。我读过你关于政府和经济生活的共生关系的书，那在本质上讨论了你刚刚提到的主题。你是对的，不尊重这种共生关系以及支持着它的道德，将使繁荣的经济生活走上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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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要在安布鲁斯特刚刚提到的清单上再加上一宗罪：无知。它的补救方案是警觉和知识。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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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的门打开了，默里把头伸进来。“我一定是打了个盹，”他说，“花园足够干爽了，到外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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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我要用录音机。”安布鲁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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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从地下室拉出了一根延长电线。我们走吧。外面太美了，不该在室内浪费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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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尔马提亚（Dalmatia）：位于克罗地亚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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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意指由白领阶层（往往是掌握企业营运的重要阶层）进行的以取得钱财（尤其是巨额）为目的的非暴力犯罪。该概念于1939年由美国社会学家爱德文·苏哲兰（Edwin H. Sutherland，1883—1950）提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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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本质 第七章 不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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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本质 海勒姆的花园有两棵漂亮的美国梧桐，一丛丁香，一片英国常春藤，在上面，一只狐狸的头和前爪从一块红砂岩后探出来。“乔尔年少时的作品，他那时正想要做个雕塑家，”默里对凯特说。他们从霍滕丝那儿接过杜松子酒奎宁水，向几张橄榄绿色的躺椅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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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鲁斯特很满意花园的晴朗和安静，他之前担心外部噪音会降低磁带录音的清晰度。海勒姆家所在街道上的房子共享同一边围墙，这个安排将后院和街道上的声响隔离开来。由于草坪还潮湿，邻居们没有开动割草机，安布鲁斯特正想着他的好运气，从而简单地把海勒姆关于“蝴蝶效应”的开场白误解为是对花园昆虫生态的一句生态学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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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被霍滕丝带回了正题。“这个想法太牵强附会了——一只蝴蝶在科罗拉多州的草原上扇动翅膀，就会导致3000英里开外的一场暴雨洪水。我很惊讶它被人这么认真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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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蝴蝶效应背后的故事深刻地改变了关于可预见结果的观点，”海勒姆说，“在过去三个世纪里，传统的实验科学专注于通过排除所有变量，只留下两种或至多三种变量来发现因果关系。例如，食物中缺乏维生素A的一组老鼠，可能被拿来和另外一组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同、除了食物中有维他命A的老鼠相对照。两组老鼠中出现的任何不同都能够被合理地归功于维生素的影响。此外，任何以同样的方法重复实验的实验室，都能期待获得同样的结果；假如没有获得，第一个实验的准确性就令人怀疑了。‘这能够被复制吗？’是对一个实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种类型的因果实验不仅提供资讯，还起到预测的作用。它们成功的关键是减少研究变量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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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当一个因果关系的研究组合了甚至四到五种相互作用的变量时，它就极其复杂了。困难之处在于，任何一个变量都可能影响到一个或更多个其他的变量，后者接下来可能影响到其他变量，包括这过程最开始的那一个，将因果令人眼花缭乱地纠结成一团复杂的网。像这样既非线性又不简单的问题，还原实验不容易弄明白；它的内容不能被有效地分割成人为的片段。举个例子，这是那种当科学家从‘维他命A能做些什么’转向‘维他命A是怎么做到这些的’时会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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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普遍假设，或至少希望，假如所有在一个关系网中相互影响的不同变量能够在实际上被追踪，那么多元变量的相互影响将会是可预测的，也会更容易理解。电脑带来了希望，因为它们能够处理那些由于涉及的计算和比较的次数过多，本来不可能被分析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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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需要一个在分析技术上的分支。”安布鲁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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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电脑不负众望，”海勒姆继续说道，“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接下来就要提到扇动翅膀引起一阵微风的蝴蝶了。1963年，爱德华·罗伦兹[1]，一位数学家和气象学家，希望论证出一种方法，能够作出可靠的远程天气预测。他往一台电脑中输入一个关于天气系统模型的档案库，以及可测量的变量，例如温度、大气压、风向和风速、降水量、以及附近的气象锋面的影响。每一个模型的特征都被储存在电脑内存中。他的想法是，一个气象学家可以往电脑中输入当下的天气模型，并让电脑在内存档案库中寻找一个完全匹配的模型。从逻辑上说，根据过去模型的后续表现，应该能预测出对应模型的后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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