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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2)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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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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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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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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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办法是组建卡特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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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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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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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第三种方法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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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地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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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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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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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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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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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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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模型最初被用于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这种波动常常表现出一年高一年低周期性震荡的独特形态，因而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但蛛网模型所蕴含的原理并不限于农产品，凡生产决策与商品交易之间存在信号时滞的地方，这种形式的波动便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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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芯片。芯片业并没有季节性所带来的天然的周期节奏，因而其生产决定和产出流也不会被强制同步，它的信号时滞源自另一个因素：产能变化的非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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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高端芯片流水线投资动辄上十亿美元，从决定投资到形成产能至少需要几个季度，这期间技术和需求都在变化，所以，当某种芯片供给紧缺、价格上涨时，生产者未必敢开建新生产线，只有当他确信紧缺将维持若干年，或竞争者不会一拥而上，并且新生产线所采用的技术在几年内不会落伍，投产决定才会做出。但这些预期并不可靠，常常会落空，这就造成了市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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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波动，需要正确区分增加产能和增加产量的差别，生产者在决定新增产能时，计算的是产品价格能否抵偿总成本，可一旦产能形成，生产线的固定成本就不再影响其产量决定，此时，他的决策目标已变成了总毛利（不扣除固定成本）最大化，至于他能否盈利，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垄断地位或足够大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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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是垄断者，就会在产量增加将价格拉低至可变成本之前早早就停下来。例如，产量5万片时价格是10元，增产1万片会将价格拉低至9元，可变成本是7元，增产的1万片本身会带来2万元毛利，但因为拉低价格减少了5万毛利，所以他不会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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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如存在竞争者，并且他们的可变成本也低于9元，情况就不同了，增产赚到的是自己的毛利，而拉低的是大家的价格，由于不存在中心产量控制者，价格并不会因为你不增产就能维持在你想要的水平上，结果，价格将一直跌到倒数第二个生产者的可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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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惨烈的价格竞争我们在许多市场都能见到，这也是竞争的残酷性所在，对生产者很痛苦，但对消费者却是福音。而同时，处于竞争之中的生产者无时不在为自己寻找和构建垄断地位，能长期生存下来的或多或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更详细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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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大蒜疯狂是操纵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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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4，No.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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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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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地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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