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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肉畜养殖业，正处于从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变迁过程之中。小规模分散养殖的问题在于，受制于高昂的议价、签约和执行成本，单一农户很少能与上下游（饲料供应商和生猪收购者）进行事先议价和签约，而只能依据事后的价格信号来做决策，这就难以避免传统养殖业中常见的蛛网式价格波动：每次短缺造成价格上涨都会刺激养殖户大量增产，导致下一年的过剩和跌价，于是养殖户又减产并导致第三年的短缺和涨价，如此往复循环，养殖户和经销商都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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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市场会发展出各种方法来摆脱蛛网波动：养殖者可与批发商事先签订收购合约，但散户往往缺乏谈判能力，也难以负担交易成本，因而规模化养殖会得到鼓励；其次，与钢铁企业投资铁矿一样，通过上下游整合或参股也可以规避价格风险；最后，期货市场可为养殖者、经销商和肉制品商提高价格避险手段，据报道，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完成生猪期货合约和交割标准设计工作，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推出生猪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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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资本的进入，将推动养殖市场的上述发展，生猪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提升产业水平，也将稳定生猪价格，而稳定且可预期的价格将保护养殖户的投资、增强其持续投入的信心。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未来分散的养殖农户将逐渐消失，而对肉类的需求将迅速增长，一个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养殖业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过程必定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投入，国际资本对国内养殖业的兴趣显然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认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阴谋论式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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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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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都有农业保护政策，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农民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但他们对政策却拥有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从欧美的农业补贴和日韩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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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与人们对农民和农村的深厚情感有关，农民往往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而现今城市居民不久前的先辈，多数也是农民，因而农村常常被与长辈、乡土、传统、根源，乃至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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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各国的保护性农业政策，与其说是在帮助农民，或者推进农业，不如说是将农业和农村尽可能维持在传统的那种状态下，以便满足城里人的怀旧偏好。这一点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观察一下并不难发现，即便政策意图并非如此，实际效果却往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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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土地转让与兼并的限制、对土地用途变更和作物类型的管制、对非传统农业技术的怀疑和抵制（其极端形式是近年来兴起的有机农业）、对商业化经营的排斥、对金融资本进入农业的阻挠、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无名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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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假如农业仍停留在传统的产业模式下，它就无法应付商品化冲击所带来的高风险，农民仍将年复一年遭受蛛网式波动之苦，仍无法利用大宗市场规避风险，仍无法建立质量控制体系从而创造品牌价值（这一点我们在奶业看得最清楚），仍无法改善面对大型采购商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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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帮助农民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农民，当然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产业模式和组织形态上，农民之弱势并非个体能力之弱，而是产业模式之弱，这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只须拆除竖立在城乡之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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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石油减产是因为欧佩克合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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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4，No.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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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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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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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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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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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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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是老牌低成本产油国，如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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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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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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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勾画曲线谈论价格与均衡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曲线的倾斜方向：需求曲线是下降的、供给曲线是上升的；但是当我们谈论价格波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应时，其实曲线各处的形状——即所谓的弹性——才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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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理论中，通过比较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区分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而比较需求的收入弹性，则区分了贫穷品（inferior good）和富贵品（superior good）(4)，同样，为了解厂商供给行为随价格而变动的特征，需要分析供给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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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07和08篇里，我们讨论了供给的非连续性如何影响厂商对价格的反应，即由于规模化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价格的小幅或短期上涨未必足以让生产者做出增加产能的决定，而本篇则讨论了另一个因素：边际成本曲线的时间不对称性，同样会延迟供方对价格的反应，并带来剧烈而形式独特的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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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边际成本，是指产量从某个水平再增加一单位时，所增加的成本。关键在于，这一变动在时间上是不对称的，即原油日产量从8000万桶增加到8100万桶所增加的成本，不等于从8100万桶减少到8000万桶所减少的成本，这是因为边缘产油区在初次开发时面临高成本和高风险，而一旦开发完成，成本曲线就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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