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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模式把供水交易构造成了一个两阶段博弈：首先由市政府作为买方为一段时间内的城市供水排污服务招标，水务公司一旦中标，便拥有了在合约规定的质量和限价条件下的垄断供给地位，此时消费者成为买方，但他只能选择数量而不能议价。理论上，特许经营模式通过引入事先竞争而解决了垄断溢价问题：虽然事后的供给是垄断的，但事先的竞标可迫使供应商接受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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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和电力交通一样，在形成市场充分竞争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中，需要交易各方作出许多复杂的合约创新来解决潜在的垄断问题，因而历来吸引制度经济学家的关注；核心困难是所谓的资产特化（asset specificity）(7)：无论供需两侧在事先竞争何等激烈，选择如何广泛，但交易一旦达成，资本投入之后，其中一方或双方更换交易对象的代价极高，从而形成单边或双边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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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竞争确实能改善财产特化带来的垄断困境，但并不完美，由于无法预知未来的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和商业创新，长期合约难免带来无效率；而特许经营模式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政府代替市民拟订标书、谈判和议价，因而将一个私人交易问题转变为了公共选择问题，而公共选择总是会面临众口难调和权力寻租的困境：究竟多高的水质才是可接受的？管网的覆盖率应达到何种范围？何种条件下允许调价？如何保证合约规定的质量标准得到严格执行？如何保证政府官员在谈判和执行中为消费者寻求最大利益？当然，随着民意表达、公共决策和行政监督等方面的制度进步，可以缓解公共选择带来的争议和冲突，但却不可能消除这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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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在保留事先竞争和两阶段博弈这一交易框架的前提下，替换其中的交易主体，由居民社区、地产开发商和企业用水大户直接与水务公司谈判，而市政公司仅扮演城市主干管网的可选供应商角色，从而将公共选择降解为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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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社区同样存在众口难调问题，但现有的业主委员会制度已可以处理公共物品采购中的难题，而在开发阶段开发商的大业主地位更加强了其谈判和议价能力，开发商的品牌价值也是激励其谋求优质水务服务的条件。社区直接交易虽无法避免财产特化困境，但由于国内城市仍在快速发展，新建社区不断出现，这会约束水务巨头在对待已签约社区时，不会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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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最终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开放水务市场的供方准入，实施真正的市场化，将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缓解供水不足问题，同时也反映了资源的真实稀缺性，保护了环境。尽管在市场化条件下未来水价或许会更高，但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下的涨价，涨得令人心服口服。改革开放以来，同为生活必需品的蔬菜和食用油，价格已上涨了许多倍，但并未引发太多争议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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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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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public good）问题是个充满了混乱和误解的领域，它的定义就很不一致，一种定义是基于“可拥挤性”：有些东西，多一人少一人用，并不影响使用效果，也不影响服务成本，如无线电视和GPS定位服务，但这样一来，就把文字/视听作品之类显然没有“公共”特性的东西也包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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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定义基于“可排他性”：有些东西的使用不可能或不容易建立排他性，如洁净的空气、道路、灯塔等，这样就很难向使用者收费，大家都等着别人掏钱自己搭便车，结果是大家都没车可搭，用福利经济学术语说就是，这些产品有大量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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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之争原本并不重要，只要事先说清楚并保持一致即可，问题是，人们在谈论公共品时，常常将拥挤性、排他性和外部性混杂在一起，以为具备其中之一便自动具备其他特性，并据此下结论：由于公共品具有如此这般的特性，它们应由政府向公众提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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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可拥挤并不等于不可排他，无线电视和GPS都是不可拥挤的，但通过加密，它们都可以建立排他性，如HBO卫星节目和军用GPS信号；同时，难以排他的也未必不可拥挤，如很难阻止人们呼吸洁净空气，但它却因过度拥挤而影响了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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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最荒谬的理论是：外部性（无论正的还是负的）将损害市场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政府加以干预；实际上，市场的有效运行与有没有或有多少外部性毫无关系，它只需有足够的内部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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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例子就是Google，它是靠广告盈利的，但广告点击只占其访问量的极小比例，许多用户从不点广告。也就是说，其产品创造的外部性远远高出其内部性，大部分用户都在搭少数广告点击者的便车。按福利经济学理论，这样的产品只有靠政府补贴才会出现，可实际上，Google不仅出现了，还活得很好，收益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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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没有东西是完全不可排他的，大气层碳浓度或许是个例外，不过，假如火星也有居民，那么它在地球人和火星人之间就具有高度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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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排他性的恰当方法是在群体或区域规模的维度上识别不同程度的可排他性，从而判别产品在哪个范围内具有公共性质，如住宅对家庭成员是公共的、楼梯对同楼住户是公共的、路灯对社区居民是公共的、警察对市民是公共的、军队对国民是公共的、战略核安全网对同盟国是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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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相应地，提供公共品的恰当原则便是：排他性适合在哪个范围建立，公共品就应由此范围内的居民经由集体交易来提供，如此才能将收益和成本最大程度地内化。基于这一原理，本篇提出应将水务交易交给居民社区而非县市或更高级别政府来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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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反垄断大刀会砍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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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8，No.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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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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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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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至于消费者的利益，从未成为争端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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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该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也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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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9)，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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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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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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