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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6，No.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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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盛传微软和IBM将于本月实施大规模裁员，涉及人数都在一万以上。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大企业裁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或许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了。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裁员安排，会发现它们背后的动机，其实十分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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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易于理解的是那些遭受危机直接冲击、业务量大幅下降而导致大量员工空闲的企业，如海运市场的大起大落导致目前集装箱和船舶制造业几乎全面熄火，裁员是必然的。有些企业业务量虽能维持，但利润被大幅压缩，也被迫紧缩成本来维持盈利，而裁员是紧缩成本的常规手段；另一些企业，销售量和利润均能维持，但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信贷条件恶化，从银行和外部投资者那里，不再能像以前那么容易地获得运营和投资所需的现金，因而必须为自己储备更多现金，他们也常常借助裁员等成本压缩手段来改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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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情况是容易看出的，也是被观察者们最多提及的裁员动机，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情况：有些企业在业务量、利润和现金流方面均无困难，但也会大量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衰退所造成的有利的劳动供需局面，来改善他们的雇员结构。简单说就是，（1）抛掉他们早就想抛掉的包袱；（2）腾空位置以便伺机吸纳大批优秀员工。关键在于，他们在衰退期做这两件事的代价比在繁荣期低得多，而成功的机会则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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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企业，在确保组织结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维持一定的员工流动性，以便时时淘汰不胜任工作、不适合岗位或不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吸纳更优秀、更合适的新人。管理者在寻找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平衡点时，会考虑更新雇员的成本，无论批量裁员还是个别解聘，都会产生不小的代价：岗位交接带来的学习与磨合成本，遣散费和招聘费用，工会的抵制，公共关系损害，法律义务和政策代价，其他员工的心理影响，对雇主品牌的损害等。因为存在这诸多成本，新来者的劳动价值必须比被替换者的高出很多，更新才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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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从两方面改变了成本收益算式，从而将均衡点移向了流动一侧。首先，它大幅提高了新来者和被替换者的价值落差，在裁员浪潮汹涌、失业率高涨的条件下，大批平时求之不得的优秀人才突然间变得唾手可得，且代价低廉；同时，充足的供给也降低了招聘和猎头费用；企业要想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必须事先腾空足够的位置，并做好结构重组和岗位调整的预案，而裁员计划是其中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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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衰退大幅降低了裁员成本：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和抵制能力；衰退前景会迫使政府放松严苛的劳工法和雇佣管制，以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衰退期内的规模裁员被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其公共关系损害和员工心理影响都小于平时，对雇主品牌的影响也较为温和，相反，通过事先腾空位置，当他们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出手时，他们有望成为招聘会上的白马王子，甚至救世主，成为被热烈追捧的对象，这对增进他们的雇主品牌形象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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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如果成立，将意味着在衰退期内几乎所有具规模的企业都有批量裁员的动机，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许多企业在裁员之后的几个季度内将重新招聘。在宏观上，将表现为失业率首先将有一个急剧的上升，然后缓慢回落，虽然在两三年内都可能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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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将利用它渡过危机甚至谋得比危机前更好的地位。对此，政府不必加以干涉，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只有保持活力的企业才能带来下一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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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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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就业的恢复远远滞后于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这一事实支持了本文对衰退期裁员策略的分析，即企业利用危机实现了此前被延迟的裁员，并为日后的复苏额外腾空了大量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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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宏观波动，更是对结构的冲击并带来质的改变。复苏之后，人们将发现产业结构已大不相同，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考虑到这一点，预先额外腾空职位便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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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业率滞后于复苏进程，并非全是裁员策略的结果，失业者择业策略缺乏弹性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此有多种可能的解释，有些经济学家从信息障碍的角度做出了分析(4)，而我则更倾向于文化角度的解释，除非万不得已，失业者不会接受与其自我认定的社会身份不符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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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身份是社会中其他人（包括潜在雇主）识别、评估、判断并决定如何对待你所凭借的重要符号，这一事实意味着，接受一份低等级职位可能给你留下一个履历的“污点”，从而贬低你的人力资源的未来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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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为何用工荒都出现在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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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6，No.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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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多项报道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再次遭遇用工荒，其程度看来已超过去年。如何看待这一轮用工荒乃至整体性劳动力紧缺？它还将延续多久，是季节性紧缺还是长期趋势？是通货膨胀在推动还是人口变迁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安排和投资决策，也是我们观察宏观波动的一个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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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劳动力市场的紧缺状况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持续，自从金融危机高峰期的恐慌性紧缩退去，在随后为补充危机中被清空的库存而引发的订单反弹中，已出现过一次令企业措手不及的用工荒。这一紧张局面，从去年由电子商务大战而引发的送货工大紧缺中，可以窥见一斑。而到去年暑期，企业又发现人力短缺已从低端市场蔓延到了大学毕业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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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或许只是季节性地加剧了短缺局面，多年来，对于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们，春节始终是个密集交流信息和重新自我估价的最佳机会，在短短二十多天里，高频度的走亲访友、老友重聚，出席许多因在外打工而被推迟了的婚宴，大量关于就业机会、雇主品质和价格的信息在其间被交换；并且，与同龄人的境遇对比、对新型消费与生活方式的重新认知，以及家人亲友的评价、期待和督促中，将激发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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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他们再次返回市场时，指导其选择和议价的已是一套新的信息背景和价格期望。同时，由于春节返乡的交通和误工成本，可以和更换工作的成本最大程度的重叠，因而在节后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将是最低的。因此，由人口趋势或景气变动等中长期趋势所积累起来的重新议价压力，往往会在春节集中释放，表现为节后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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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分析仍未回答一个重要的疑问：劳动市场能否在一轮重新议价之后稳定下来？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周期走势。一种不祥的可能性是，本轮用工荒可能构成了通货膨胀进程中价格轮番上升的一环：两年前的货币和财政大扩张，首先抬高了要素和原材料价格，继而在18个月左右的延迟后引发了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循环正进入第二轮：当人们发现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便要求更多工资，接着产品成本将再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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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传播和重新议价决策存在延迟，工资变动被拖延到节后，而更糟糕的是，人们脑子里并没有一个“通货膨胀计算器”按统计局公布的通胀率（即便它是准确可信的）来随时修正价格信号，相反，他们只能通过生活中的交易、标价和巷议来逐步感知它，因而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同的，这种信息紊乱也正是通货膨胀最致命的危害所在，它打乱了市场的议价机制，也提高了交易成本，使得节后劳动市场的重新议价变动更加困难，从而加剧和拖延用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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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价格轮番上升难道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是的，如果没人去拧上货币龙头的话；反之，如果有人去把它拧上，价格惯性就会像撞到一堵墙上那样反弹震荡并停下来，那就是所谓的硬着陆。所以，任何法定纸币体系一旦发动开闸放水的通胀政策，要么听凭长期两位数通胀率，要么就忍受一次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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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市场，通胀将以一种干扰器的方式在三五年的中期带来影响，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干扰将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我们猜不透货币当局究竟将以多快的速度拧上龙头。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形势反而比较明朗：不出三年，所有年龄段、所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都将开始绝对的下降，农村已不再能输出更多的劳动力，简言之，锅底即将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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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年，最后一批以传统方式种地的农民将步入老年，传统农业将加速被规模化和企业化的新型农业所替代——若非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这一过程原本会更早更快。届时，农村将反过来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一个显明的前景是，那些锁定在劳动密集产业而无法转移的资产，其价值将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迅速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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