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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家族企业，许多统计和研究以控股权为标准，据此认为家族企业是普遍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绝对多数，并非负面特征。但实际上，家族化的关键不在控股权，而是组织体系，一个企业是否家族化，要看其人事安排、权力分配、职能分工、升迁机会和薪酬制度等是否受家族裙带关系的影响，以及企业事务与私人生活是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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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家族化的过程和国家的现代化有点类似。在古代，国家事务常与君主的家族家庭事务、宫廷事务纠缠不清，在人事和财务上也多有重叠。去家族化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化的过程，和国家一样，这是企业作为组织长期存在的前提。中国大陆私人企业很快也将面临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创业的第一批企业家，假如40岁创业，如今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是时候考虑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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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药业巨头为何纷纷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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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13，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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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大型制药商默沙东宣布以411亿美元并购先灵葆雅，这是药业巨头之间系列并购案的最新一桩；辉瑞在年初已宣布并购惠氏，而在先灵葆雅案公布次日，罗氏立即提高了对GenenTech剩余股权的报价；罗氏早在1990年便收购了GenenTech的56％股权，并于去年7月发出对剩余股权的收购要约，新报价很可能促成交易。多位分析师猜测，药业并购还将持续，百时美施贵宝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在并购市场几近冻结的情况下，这些巨额并购案显得尤为惹眼，也给困境中的各大投行带来了宝贵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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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的并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基本上是同质化行业巨头之间的平行合并，而甚少资源互补和供应链垂直整合的成分。这种简单鲁莽、缺乏想象力的并购，凸显了大制药商们过去二十多年的巨大增长和收益，并没有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可持续的基础上，而过分依赖于20世纪80年代立法变革后那一波技术浪潮中所获得的大批专利权，而一旦这批专利和相关垄断权到期，他们未能表现出一个成熟企业应有的持续创新能力。于是，此前为维护和运用这些垄断权而建造的那部庞大的营销、游说和诉讼机器，便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系列并购实际上是在缩减这些机器，并把剩下的米集中到少数几部机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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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或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大型制药商，构成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产业，它的核心资源并不是药品研发和制造能力，而是建立、维护和尽可能延长垄断权的专利机器。它们从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那里，寻找有前途的产品，去注册专利或签下专利使用权、组织临床试验、谋求FDA批准，然后凭借强大的营销机器将其转化为收入流，并在此后用尽一切可能的政治游说和诉讼手段来延长专利和垄断权。一旦垄断权到期，通用名药进入，药价通常下降80％，而这一价格完全不能支撑他们的庞大运营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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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因素造就了制药业的这种生态特征。首先是政府科研资助：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每年近3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两倍于所有制药商的研发经费总和，加上民间慈善资助和大学自有经费，几乎完全挤出了制药商对医药基础研究的潜在投资需求。显然，对于他们，明智的做法是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去开发，结果是，即使那些总部在欧洲的制药商，也都把研发中心放在美国，以便就近利用这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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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立法变革：1980年以前，承接政府合同的大学和企业，不得将合同项目中获得的成果注册为专利，贝赫-多尔法案为大学和小企业解除了该限制，1982年里根总统的行政命令为大企业也松了绑。这一变革激发了科研系统的产业化浪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二十年信息和医疗产业的繁荣；大学也纷纷走出象牙塔，谋求与产业界的合作，从大学涌出了大批创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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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过程中，与信息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制药业的大量新创公司中鲜有像信息产业的英特尔和思科那样壮大为行业巨头，相反，利用这一浪潮大获其利的，都是老牌制药商。理解这一反差，就要引入第三个因素：FDA管制。在信息产业，巨额政府资助和贝赫-多尔法案所释放出的产业化动力，其结果流向消费市场的路径是畅通的，而在医药业，这条路径却被FDA牢牢束缚着。这样，企业获益的关键，既不在于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NIH替你做了），也不在于能否将技术产业化（这条路放开了），而在于能否通过FDA关口从而获得垄断权，并在过关之后能否将垄断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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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每年只批准几十种药品，其中只有10％左右是新分子药，其余都是改头换面的旧药。为了通过这一窄的可怜的关口，制药商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组织临床试验和等待审批，然而在开始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先注册专利，否则就会被人抢注，这样等通过审批，专利期限已过去大半。为补偿这种损失，国会将药品专利从17年延长到了20年，同时FDA会通过阻止通用名药进入而额外给予垄断权。此外，为同一药品的不同用途、剂型、工艺甚至包装，注册时间上错开的多个专利，并结合一系列精心计划的诉讼，制药商可以把垄断权再延长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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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涉及的政治和法律手腕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但明显的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并且做到极致，所需要的资源，与药品研究和开发能力毫无关系，也不是那些科研出身、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们所能胜任，这些是老江湖的特长，说白了，就是捣浆糊的能力。然而正是这一能力，却成了决定制药商盈利水平的首要因素。在管制制度的激励下，企业资源被大量配置到游说、公关和诉讼机器中，不仅每个大药商雇佣着庞大的律师团，制药商协会在华盛顿还供养了全美最大的游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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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和严格的准入管制，造就了今天美国制药业严重的扭曲状态，它丧失了自我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深度，成为寄生在科研体系边上的专利机器。这样，当上一波专利浪潮退潮之后，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只能合并求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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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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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企业特别是那些需要经常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的企业工作过的人，一定对类似上述药企的扭曲状况深有体会，那里的空气到处弥漫着一股难以挥去的腐臭，比起本文的描述，我们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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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企业的重要人物整天都在跑关系，上下钻营，用吃喝嫖赌取悦官员和客户，想着法子给他们塞钱，琢磨他们和他们子女的癖好，揣摩这些人的关系、地位和前途，为的只是几个图章和订单，那么，这些就不仅仅是负担，它们将塑造整个企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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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企业的生存发展高度依赖于这些事情做得好不好，那么，热衷并擅长此道的那些人无疑将如鱼得水、步步高升、扬眉吐气，也意味着企业其他资源的价值被贬低了，原本应是核心资源的技术、生产和管理能力成了次要资源，这些岗位上的员工也成了“干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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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政府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干预和管制，正在许多行业塑造这样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假如你不想让自己的企业也变成这样，只能不进入这些产业，或者将这些事务外包给别人。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常宁愿让本地代理商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是明智的选择，除了信息障碍、法律风险和公共形象，企业文化遭受腐蚀的危险恐怕也是重要的考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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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此，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在《官僚机构》（2000年）第二部分，特别是第六章中做了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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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wikipedia: Moore’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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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son公司经改组后仍以Technicolor的名字继续存在，但已完全退出消费电器和电子业务，转为一家提供视频解决方案的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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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剥离出来的业务组成了Agilent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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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类似的观点我在“戴姆勒案助推反贿赂卡特尔”（No.756）一文中也曾有表达过，该文可作为一个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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