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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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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的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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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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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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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3)，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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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关系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4)，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蝙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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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对方和记住行为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得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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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要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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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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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受认知能力和记忆空间局限，个人能维持稳定社会关系的熟人数量存在极限，极限值随个人禀赋有所差异，大约介于100～230之间，通常约为150，此数被称为邓巴数（Dunba’s number），这一名称得自该理论提出者、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鲁宾·邓巴（Rubin Dun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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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邓巴数恰好与传统狩猎采集部落的规模大致吻合，这表明狩猎采集部落是真正的熟人社会，成员两两之间都相互熟知，而邓巴数的值很可能体现了他们长期适应两两互惠机制的进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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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交往范围扩大，如部落扩大或部落间关系变得频繁，或者策略计算变得更复杂，如在决策时引入关系传递性或要求更详尽的交往史记录，此时，邓巴数所显示的认知局限就成了继续实施或优化原有两两互惠策略的障碍，于是便需要开发一些新的策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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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排他性互惠圈与身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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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6，No.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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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进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他所有与它有合作关系的蝙蝠，若空腹而归，便可从该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们将分化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个圈对应一个池子，实际上，共享池可以是虚拟的，它在物理上对应着圈内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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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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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式以太网。在互惠圈里，团伙忠诚和江湖义气代替了个人交情，成为你选择博弈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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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识别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自我标识（或曰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此前需要表达的是“我是谁”，现在重点则变为“我是哪一伙的”，个体符号以面孔和名字为主，而团伙符号则需要人为设计，于是，形形色色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发型、文身、敲掉门牙、耳洞耳坠、鼻子穿针……（请注意：越高级的符号越难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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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适合狩猎团伙，它使得一个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节和任务不同，灵活组合狩猎团队，从单兵追猎、小股游猎，到大规模围捕和悬崖驱赶，这样，因病缺勤者也可维持食物供给，甚至他们的遗孤也能得到抚养，这是最古老的保险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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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共享池容易让你联想到饕餮，很明显，它对食量是个重大激励，不仅共享本身降低了边际食量的内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维系团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爱情的）高效催化剂，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维系各种组织和圈子的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为便发生在这种聚餐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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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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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互惠圈免除了对两两交往史的直接观察和记忆负担，却也带来了新的监督和执行开销。在一对一关系中，每个人自己决定谁是朋友，当对方背叛时，断绝互惠关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个集体概念，等同于成员身份，这样，成员的接纳和驱逐便需要某种组织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评议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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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模式可实现该机制，第一种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闲聊，闲聊的主要内容是对成员或潜在成员的评头品足，内容总是围绕各成员在履行团伙互惠义务上的表现，当有人认为某成员过于吝啬、偷懒、胆怯时，可能会把指指点点升级为激烈和公开的指责，如果指责得到同伙们附和或认可，被责者可能从此成为不受欢迎者。该模式中，集体决议是在七嘴八舌中自发产生的，其执行也是自发和自动的，令人称奇的是，还常常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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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种很容易演化出较为正式的投诉、评议和决策机制，而入会和开除的执行也逐渐被仪式化，如喝鸡血、割指、刺青、做发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礼大概也起源于各种入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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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权威模式，权威来自团伙内部不可避免的等级化，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使成员对共享池的贡献各不相同，为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激励无效，必须给个人能力强或善于合作或有领导天分者以奖励，而通常的奖励是主持猎物分配的权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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