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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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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情况跟我们那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占座通常限于教室的前几排，占座的目的是要个好位置，而不是要个位置，位置总是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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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空调，这可能是关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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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技术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自习室和阅览室的座位都可以用点数竞购，竞购结果以电子票的形式发到订座者的手机上，校园各处可以放几个打印座位票的机器，发生争议时，座位票可与手机中的电子票相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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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fe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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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早想过也许是文化的差异，在澳洲，临近考试期间，图书馆、各种学生活动中心的座位也会非常紧张，但没有占位的现象。为了保证有位置，只有自己早起，用自己的屁股占位，没见过用书包或者书占位的，好像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制度影响了文化，还是文化影响了制度？中国人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会占位了，我听过几次中国学生之间拒绝对方帮忙占位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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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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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中国人更善于和乐于钻道德的空子。推想用书占座的来源，其实它是有道理的，上厕所的时候怎么保留座位呢？在座位上留本书标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否则每上一次厕所就要找一次座位，成本太高了。于是留书占座的制度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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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中国人更喜欢插队之类的是一个道理。资源的紧缺和分配不均衡，导致中国人守秩序的机会成本更高，钻空子的收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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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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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厕所可以很好解释其发端，但好像不能说明为何它会成为一个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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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秩序的习性好像解释不了占座传统，因为该传统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如果中国人果真那么不守秩序，为何都不果断把书扔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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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觉得这可能跟中国人比西方人有更严重的从众倾向有关系，怕挑头，即他们更愿意服从那些在特定临时情境下看上去像是秩序的均衡状态，而不愿去尝试推动那些按某些广受认可的原则可以推知，但实际上还未达致的秩序。这意味着，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其实人人都讨厌的秩序，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该秩序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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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另一件事上也有体现，如有人在大街上受伤倒地，在中国他被漠视的机会很可能会高于在西方，但这未必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怕挑头，一旦有人先出手，其实热心人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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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还是很没信心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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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long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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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占位置例子有点像现在知识产权，过于多的预先“占座”抢注专利权而又不使用。虽然让一部分勤于“占座”的同学到课的积极性提高，但却打击了后来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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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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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很像专利权，但不像其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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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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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占座和歌手唱歌(12)有感觉上相同的地方，如都是在公共地上，都是每天进行有规律的活动（每天上课、上自习）。跟圈公地又有点像，因为看到贴条的那位让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出现刻字占座这种事，那就变得很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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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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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很不一样，在座位上放本书不是有效“占有”，与站在现场演奏相比，其自我执行的排他性要差得多，这意味着：后来者把一本书挪走，和把一个正在演奏的人挤走，其造成的冲突强度是很不同的，前者几乎没什么冲突。时效取得是以有效占有为前提的，如对于土地，你用石灰在土地上画个圈，然后在若干天后对后来者主张所有权，这恐怕得不到支持，相比之下，如果你扎道篱笆，你的主张就显得合理了一些……如果你再养两条狗在那儿，如果你在那里耕种，如果你在上面盖了房子，如果你把家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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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占有的有效性程度的判断依据，不仅是占有措施的强度，还与资源的稀缺程度（或者说竞争的拥挤程度）有关，在稀缺性极小的情况下，或许画个圈、插面旗就够了，而随着稀缺性提高，认定权利所需的占有强度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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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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