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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银监会、央行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银行停止对11类34项服务的收费，称这是旨在敦促银行业“进一步履行社会责任”，并“保障社会公众享有基础金融服务的权益”。这样的价格管制政策，尽管会博得一些群众的喝彩，表达出某种关切民生的姿态，但无论对银行还是储户，都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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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银行收费所能带给储户的，不过是蝇头小利，因为这些收费原本就很低廉，许多项目多数银行本来就不收，而这些费用并未对任何家庭构成显著的负担，或成为众人抱怨的焦点；相反，禁止这些收费将导致的激励扭曲和银行策略调整，反倒极有可能给储户带来足以令他们头疼的麻烦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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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银行，这些收费在其营收中的比例也是微不足道的，取消与否都不会影响其业绩。实际上，这些小额收费项目对于银行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作为激励工具，引导储户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来使用银行的服务资源，以便这些资源能创造最大的价值。因此，剥夺这些工具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减少直接收入，而是它会迫使银行寻找一些更迂回曲折、代价也更高的工具，而储户的免费益处也将在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之中耗散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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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柜台的拥挤和排队会带来客户抱怨，这对银行是潜在的风险，可能会因此丢失业务和客户。为此，除了用电子取号排队等手段降低客户排队成本之外，银行也会为一些柜台服务设置费用，以引导客户尽可能使用柜员机和网上银行等拥挤度和运营成本都较低的服务，同时，收费又不会高到引来新的抱怨和客户丧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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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没有开户费的情况下，有些储户会为一些十分琐碎的原因，或只是图一时方便，随意开设许多账户，而其中许多都很快不用了，长期下来会积累下许多僵尸账户，这对银行的数据处理系统是个负担，同时对跟踪用户的信用记录也构成了障碍，而开户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是引导储户避免随意开户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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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银行被剥夺了这些激励工具，就只能另想办法，例如，将柜台窗口分为几等，赋予金卡客户以各种的优先权，只给普通储户留下少量窗口，以确保将关键资源用于为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服务，而普通客户不得不忍受更漫长的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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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便没有价格管制，这种基于客户甄别的差异化服务也在进行，但管制将会强化这一倾向，把差异化推广到更多的业务上，让排队和拥挤变得难以忍受，由此带给普通储户的负担，或许远超出几块钱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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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收费限制一方面激励银行差别化对待客户，同时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经营策略差异化。每个银行会在产业生态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生态位，有些侧重柜台和基础业务，有些则专注于高端的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总的来看，行业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相互重叠的连续分布，以高端业务为主的银行也会开设一些柜台服务，以便积累客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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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如柜台收费被禁止，他们原本就不多的柜台资源就可能被这些银行所不欢迎的大量储户所淹没，于是，这些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索性关闭柜台业务。这样，限制收费对行业整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业务分布将变得更两极化，业态多样化程度降低了，这对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恐怕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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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例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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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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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说明了管制对市场的另一种类型的伤害，它限制了企业设计多样化服务和构建商业模式的能力，而后者是商业创新的不二法门；供需格局处处不同，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产品结构和价格策略须随时调整，而管制总是在束缚创新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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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例子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许多商家都发行会员卡，给会员提供优惠，办卡时会让客户填一些个人信息，通常会有一笔小额收费，商家并不是要赚这笔钱，实际上他们巴不得倒贴钱让更多人来办卡，那为何还要收费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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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准确跟踪消费记录，而会员卡号是将消费记录与消费者对应起来的最便捷手段，假如不收费，消费者就不会妥善保管，丢了补办一张就是了，这样一来，他与之前消费记录之间的关系便断裂了，假如这种情况很普遍，就会降低消费跟踪和行为分析的有效性，而许多商业创新都高度依赖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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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假如管制部门禁止商家收取会员卡费，表面上商家只损失了微不足道的收入，但许多商业创新却会因此而被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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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钓鱼执法的机会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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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No.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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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位上海车主向媒体痛陈其遭遇交通管理部门倒钩钓鱼执法的经历，其中一位车主在愤懑无助之际不惜断指自清，另一位车主则已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类似的钓鱼式执法早有传闻，但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受害者，着实让公众震惊，令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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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钩事件，不仅展示了失控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会造成何等超乎想象的侵犯，并且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利用乐于助人的恻隐之心来实施钓鱼，是对这个社会原本脆弱的道德基础的直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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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所借的名义，是打击非法运营，而后者的合法性基础，是客运业的准入管制：交管部门（或间接的通过拥有营运权的出租车公司）向营运车主有偿发放牌照，牌照发放者和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的车主，都有激励维持牌照的市场价值，而这一价值源自营运权利的排他性。所以，当打击非法营运不力导致黑车泛滥时，不仅牌照持有者不满，交管部门今后发放的牌照价格也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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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管制的理论基础是：道路等公共品，由于私人无法实施排他性，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投入不足，即所谓的公地悲剧。解决的办法是牌照管制：由政府凭借行政强制力实施准入管制，这样既限制了过度使用，又可通过出售牌照获得收入投资于道路建设，解决了投入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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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行业准入管制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却十分可疑：管制的确能缓解过度使用，却不能保证充分投入，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发放牌照所得确实被用于道路建设？又如何能保证政府规划的道路建设能够满足道路使用者的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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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管制和政府投入模式把一个关于权利界定、资源配置和市场供需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由阿罗不可能定理(5)可以推知，任何集体决策机制都不能有效率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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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言，应尽可能减少公共选择问题，尤其在我国制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管制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而牌照收入的去向也无从检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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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研究都表明，许多私人的、行业的、地方的交易和组织形式，都可以为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6)，而对于显著的外部性和过度使用，庇古税是更兼容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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