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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如同其他管制一样，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它们会自动诱发出更多的管制。例如，你禁止了开户费和账户管理费，导致大量僵尸账户，最后不得不出台规定，用行政手段限制储户开户数量；你禁止了柜台存取/转账/查询费，导致银行歧视性政策，为了平息由此带来的抱怨，又不得不出台反歧视规定。最后，你会发现，为了达到管制目标，你得亲手为银行规定窗口的数量和队伍的长度，到那时，所谓的市场经济，就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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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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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说明了管制对市场的另一种类型的伤害，它限制了企业设计多样化服务和构建商业模式的能力，而后者是商业创新的不二法门；供需格局处处不同，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产品结构和价格策略须随时调整，而管制总是在束缚创新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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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例子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许多商家都发行会员卡，给会员提供优惠，办卡时会让客户填一些个人信息，通常会有一笔小额收费，商家并不是要赚这笔钱，实际上他们巴不得倒贴钱让更多人来办卡，那为何还要收费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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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准确跟踪消费记录，而会员卡号是将消费记录与消费者对应起来的最便捷手段，假如不收费，消费者就不会妥善保管，丢了补办一张就是了，这样一来，他与之前消费记录之间的关系便断裂了，假如这种情况很普遍，就会降低消费跟踪和行为分析的有效性，而许多商业创新都高度依赖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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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假如管制部门禁止商家收取会员卡费，表面上商家只损失了微不足道的收入，但许多商业创新却会因此而被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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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钓鱼执法的机会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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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No.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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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位上海车主向媒体痛陈其遭遇交通管理部门倒钩钓鱼执法的经历，其中一位车主在愤懑无助之际不惜断指自清，另一位车主则已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类似的钓鱼式执法早有传闻，但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受害者，着实让公众震惊，令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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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钩事件，不仅展示了失控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会造成何等超乎想象的侵犯，并且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利用乐于助人的恻隐之心来实施钓鱼，是对这个社会原本脆弱的道德基础的直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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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所借的名义，是打击非法运营，而后者的合法性基础，是客运业的准入管制：交管部门（或间接的通过拥有营运权的出租车公司）向营运车主有偿发放牌照，牌照发放者和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的车主，都有激励维持牌照的市场价值，而这一价值源自营运权利的排他性。所以，当打击非法营运不力导致黑车泛滥时，不仅牌照持有者不满，交管部门今后发放的牌照价格也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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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管制的理论基础是：道路等公共品，由于私人无法实施排他性，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投入不足，即所谓的公地悲剧。解决的办法是牌照管制：由政府凭借行政强制力实施准入管制，这样既限制了过度使用，又可通过出售牌照获得收入投资于道路建设，解决了投入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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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行业准入管制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却十分可疑：管制的确能缓解过度使用，却不能保证充分投入，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发放牌照所得确实被用于道路建设？又如何能保证政府规划的道路建设能够满足道路使用者的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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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管制和政府投入模式把一个关于权利界定、资源配置和市场供需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由阿罗不可能定理(5)可以推知，任何集体决策机制都不能有效率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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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言，应尽可能减少公共选择问题，尤其在我国制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管制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而牌照收入的去向也无从检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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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研究都表明，许多私人的、行业的、地方的交易和组织形式，都可以为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6)，而对于显著的外部性和过度使用，庇古税是更兼容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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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几乎垄断了土地收益并有权征收营业税和部分增值税的地方政府，有着足够的激励去改善交通状况，完全不需要牌照收益的激励，牌照收益仅仅是满足个别部门利益所需，而利益的部门化（甚至很可能已经分解落实到个人）为过度执法提供了极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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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便没有营运准入管制，地方政府对道路使用已经实施了足够的排他权，也从中获得了高额收益：除了大量收费公路，开放道路同样获得了租金，包括对外地车征收的进城费和本地车的牌照费。这次钓鱼事件的发生地上海，恰恰是国内上牌费最高的城市，这实在说不过去。如果说上牌费还不能将道路占用成本完全内化，那么新开征的燃油税（一种典型的庇古税(7)）则完全弥补了使用率上的差异，继续实施准入管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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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可准入管制的合法性，管制的实施也不能扩大和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偶然即兴交易。按传统和惯例，不同于大宗的、公开的和经常性的交易，小额即兴交易在各种准入管制中历来都得到豁免：私人不能随便开银行，未经许可不能发行债券，但即兴的私人借贷从来都是合法的；开诊所行医需要执照，但邻居割伤了手，我帮他清洗包扎伤口顺便敷点药，这不会被判为非法行医；工厂被禁止雇佣童工，但我付钱给邻家小孩帮我修剪草坪，也不会为此被抓起来。如果管制被无限扩大，深入到私人关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将被彻底破坏，维系亲戚、邻里、社区乃至城镇的传统关系网络也将遭受权力的无端打扰和摧毁，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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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事件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中，没有车主公开主动揽客的证据，也没有经常性收费载客的证据，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行为可以构成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把这叫做“营运”未免太荒唐。更奇怪的是，非法营运的直接受害者是持牌营运者，他们应是最积极也最有效的监督和举报者，如果黑车真正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会自己动手管制，但这些案例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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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并不是国内行政部门的发明，美国一些城市的警方也经常派女警员假扮妓女钓捕嫖客。这种执法方式是非常规的，具有反社会性质，原则上，执法行为应保持公开性和仪式化，这也是执法部门需要一套徽章、制服和礼仪的原因，这些鲜明的形象符号可以让公众养成习惯，明确区分对普通交往和执法行为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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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执法，既有损于执法机构的严肃和权威形象，也会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如此代价高昂的手段，只能用于那些非常重要又没有其他办法的场合，如对地下犯罪组织的侦破、反间谍和反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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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股东参与权太大还是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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