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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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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地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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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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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管制的又一个恶果：逆向淘汰。管制规则对于行为的约束力，不仅取决于行政部门的执行意愿和能力，也在于管制对象暴露了多少执行者易于施加强制的利益部位，就像借贷关系中的抵押品，不同厂商的抵押品差别很大，因而同一条管制规则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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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那些以信誉和质量取胜、资本和技术密集、规模化的企业，就有越多的抵押品可以被执行，于是容易被从管制规则所限制的那些领域中驱逐出去，剩下的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随时准备跑路的短期渔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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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枪支管制，无论管制如何严厉，歹徒、惯犯、黑帮和精心筹划作案者，总是有办法弄到枪支，而诚实守法的公民却因为尊重或畏惧法律而失去了自我手段，结果，枪支管制法实际上帮助歹徒预先给良民缴了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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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逆向淘汰更糟糕的情况是，当管制严厉到整个商业模式变得不可行，而行政机构又缺乏廉政约束时，企业要在行业中生存下去，就只能选择行贿；但行贿的代价主要不是增加了负担，而是会让企业丧失安全感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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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所留下的污点，给政府留下了随时摆布企业的把柄，迫使后者不得不与受贿官员组成密切的进退同盟，最终使企业陷入浑浊不堪、迷雾重重、充满陷阱的政治和裙带网络，不仅会扭曲企业的激励机制，也腐蚀了组织文化(9)，而身陷这样朝不保夕的环境之中，难免会让经营策略日益滑向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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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年）一文中提出了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为何只有价格机制能够处理它们，这也是哈耶克据以反对计划经济的核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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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wikipedia: deadweight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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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火车票问题的次优解”（No.1549）、“火车票：租值耗散 vs 国企利润”（No.1555）和“火车票分销业务可先行开放”（No.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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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里说的是小额办卡费，至于俱乐部性质的大额会员费，则包含了许多服务或一揽子折扣，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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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又称阿罗悖论（Arrow’s paradox），是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公共选择问题提出的一个命题，参见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年）或相关维基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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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wikipedia: Pigovian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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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来自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还有弗雷德·弗尔德瓦里的研究，见第13篇后记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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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对枪支管制的更多评论，参见《美国枪声再起》（No.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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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陷入政治漩涡对企业激励机制和组织文化的影响，参见本书第30篇“药业巨头为何纷纷兼并？”（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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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十四章 当政府之手介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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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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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布，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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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操纵的资源远非任何个人和企业所能匹敌，一旦进入市场，便足以打破均衡，并让每个参与者改变对事态的预期，就像一头巨兽冲进足球赛场，它不通球艺，也不知道得分规则，没人猜得透它想干嘛，却又无人能够忽视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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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干扰正常的价格信号之外，干预对市场制度更深层的伤害是，它本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会激励个人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我租下一千亩土地投入巨资加以改造后用来种棉花，我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棉价高于每吨2万元的基础上，但两年后投资还未收回而棉价却已跌破1.5万元，本来我只得自己承担损失，但假如我有个热心的好政府，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联合其他棉农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干预：提高棉花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退税、提高化纤增值税，按亩补贴棉花种植、指令铁路公司降低棉花运费，指令银行提供贷款以便渡过难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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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干预手段，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会吸引各种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干预政策。企业的心思将更多地用在政治游说和权力争夺，而不是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他们的分内事情上，这既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也腐蚀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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