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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泡沫则更加巨大：遍布20多个省的50多个多晶硅项目，已形成年产能3万吨，若全部建成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而同时多晶硅的价格已从去年最高点的500美元/千克，跌到现在的60多美元；在当前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调整重点，据近日发改委、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联合通知，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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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真实需求，前几年的繁荣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如德国给风电的补贴高达每度8.5欧分，太阳能每度48欧分，分别为火电成本的2倍和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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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气期财政宽裕和信贷充足的条件下，补贴还能勉强维持，但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困难迅速打破了美梦；即便今后景气恢复，如果整个产业仍然唯政府补贴是瞻，风险便依然巨大；况且对于新能源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产业，今天过剩的产能，在市场复苏后，很可能已失去技术和成本优势，迟早难逃被淘汰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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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一个危险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新能源投资中卷入很深，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很可能转而大力推动国内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的投资，以此将压力向下游转移；结果，去年全球新增的27051MW风电装机容量中，23％即6300MW装在中国，随着大批新建风力发电场开工，今年这个比例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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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状况，究竟是能源多样化的巨大成就，还是做了新能源泡沫的冤大头？几年后当这些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开始发电时，它们要么迫使电网以高价收购电能，要么承担巨额亏损，而同时，电网为了适应风力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和不连续性，必须投入巨资进行电网改造，由于电网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两方面的成本很容易以电费涨价转嫁给用电企业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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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常常给人们带来过多的憧憬和期待，因此新兴产业都容易产生泡沫，但市场自发力量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面对泡沫时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企业家和投资者也会一时头脑发热，可一旦供需局面明朗，价格信号给出，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要么凭实力拼价格把过剩产能挤出，要么认亏止损退出，这样市场便自动起到了调整和矫正错误的作用，而错误的代价也由犯错者自己承担，因此，在自发市场上，泡沫通常会在局部就地破裂，不至于无限制向上下游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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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时，它可以无视价格信号，凭借其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它有能力暂时缓解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风电和光伏产品过剩？自己建发电场；电力过剩？上高能耗项目，如电解铝；电解铝过剩？收储；收储收到地方政府没钱了？发债；债务负担过重？加税，或者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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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最初的局部过剩被无限制地推向产业上下游，最终整个产业链乃至工业体系被拖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过剩、亏损、冗员和坏账的扭曲僵局之中。而最要命的是，这一系列的资源配置错误，没有具体的个人会承担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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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结构调整，却从来没有调整好过的根源所在；由于结构扭曲被全局化了，调整就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下手。眼下的新能源困境，当务之急是截断泡沫向外蔓延的路径，地方政府不应再参与和鼓励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建设，新能源的未来，应建立在真实需求和扎实的商业模式之上，仰赖政府补贴和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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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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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为风电的优点和前景辩护，但优点和前景并不等于商业可行性，时机是关键，同样是手持智能终端，苹果的Newton(2)一败涂地，而iPhone却大获成功。在时机判断上，政府与企业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相反，企业所受的财务约束让它更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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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企业也常常判断错误，就像苹果的Newton项目，但企业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它所面临的市场淘汰机制会迫使它承认失败、纠正错误，而政府却可以将错误的代价转嫁给纳税人、消费者、企业、银行或下级政府，如在本文的案例中，盲目投资造成风电设备产能过剩，可以再扩建风电场，把负担不断向下游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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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行业工资标准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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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1，No.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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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总工会发布了《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单方面制定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要求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或行业协会谈判，以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来确定行业内工资水平、劳动定额和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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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重大而危险的举措，近年来，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日益严厉，但此前的措施，主要还是对企业行为划定边界和施加外部约束，而全国总工会的这一行动，则已经把干预深入到了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深度干预，很可能使得历经三十年艰辛改革所达致的自谋职业、自主协议、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向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僵化低效的国营职工体系回归，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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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是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众所周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是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统一组织的，是覆盖全部行业和任何可能的就业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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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无论在目标指向、政策精神、运行规则、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上，都历来并将继续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全国总工会的《指导意见》实际上等同于政府政策，全国总工会的要求和措施等同于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措施。“着力推动各级政府主导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协助政府强化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指导意见》中的这一句，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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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制定具体的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需要深入到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财务过程中去，必须掌握这些环节的细节，标准制定工作才有可能开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路线，职能分工和岗位设置也千差万别，企业不可能为所有岗位设置统一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定额，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岗位固定工资和定额化绩效管理并非有效的管理方法，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激励机制，相应地，也会采用不同的绩效管理和薪酬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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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何种恰当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很难想象，那些由总工会指派的首席协商代表们（按《指导意见》将“由行业所在区域相应一级的工会主席担任”），能够把握和理解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管理细节和激励作用，从而找出对特定企业有效的工资标准和定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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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薪酬体系由政府或全国总工会主导设计，由于岗位、工种和资历差异决定了单一工资水平和定额不可能实行，结果必然是向等级化方向发展：工人按熟练度和资历分为一级工到八级工，技术岗位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工，管理岗位从科员、科级直到部级分成六等十八级等；这正是三十年前所实行的制度，也是各国公务员体系所采用的方式；这样的体系，无论好坏，是政府主导下的人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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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固定等级化体系显然不适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想象，企业为了规避管制很可能将大部分雇员定为最低的几个级别，然后用另一套激励方法（如奖金）来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但这样一来全国总工会大概会有意见，它的应对办法是把各等级的比例甚至名额固定下来，于是，工人今后想要提升级别就要获得工会批准；如此发展的结果，全国总工会将逐步接管企业的劳动和人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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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其他资源拥有者一样，一旦把自己的谈判权利让渡出去，而且是不可撤销的永久让渡给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单一组织，那么，他从这份资源获得的收入必然会减少。那些与经纪人签订了长期排他性合约的明星们，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对于明星们，他们用这一代价换来了从无名之辈变成明星的机会，那么，当我们的工人因法律的规定而不得不将其劳动价格谈判权让渡给全国总工会之后，他们将换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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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生存于最底层的几亿农民，没有出租或转让其土地的权利，因而错失了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他们小本经营的尝试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却遇到了无数法规的管制和城管的驱逐，他们唯一的机会是出售劳动，如今，不仅这一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束缚，他们还不得不聘请全国总工会做他们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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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曾经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也是推动国民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灵活自由的雇佣制度和劳动市场，它既给企业带来了增长，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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