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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汇的巨大需求其直接后果是本币的大幅度贬值，因为在开放之前，汇率由经常项的供需关系决定，而开放之后，加入了资本项的供需关系，局面便大不相同。改革之初的1985-1986年，越南盾对美元大幅贬值了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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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前景的明朗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但问题是，这些外资（其中很大部分是现金）入境后却发现，他们在境内买不到足够的生产要素。原因是，成熟的要素市场及其所需的产权和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结果是要素的流动性和供给能力总是跟不上迅速流入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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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保障产权和交易契约的法律制度和交易机制，土地、矿藏、劳动力和工厂等要素很难迅速进入流通市场，而基于这些要素的债券、股权和期权等金融产品的供给则更加滞后，这样，突然涌现的大量资金便迅速抬高了供给有限的要素及其衍生品的价格，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泡沫化，这正是越南在2006-2007两年所呈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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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的供给障碍使得巨额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抬高了要素价格，而没有如预期般转变为足够的生产能力，因而没有相应地增加最终消费品供给，但另一方面却大量增加了要素收入和相应的消费需求，而与此同时本币贬值又推动了出口，结果是，继要素之后，消费品价格也跟着上涨，最终表现为全面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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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最终导致的危机，或许是每个市场化转型的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经历，可谓成长的烦恼，而越南危机则因恰逢国际市场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而更加来势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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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症结在于供给障碍，解决的办法自然是促进供给。在通过紧急宏观政策控制住通胀之后，政府应首先考虑加速国企改制、产权转让和上市，放松和下放土地批租和转让权，这样可以立即直接增加要素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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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应加快产权和交易制度建设，消除各种阻碍要素进入市场流通的障碍。一个供给充足、流通顺畅的要素和资本市场，将逐渐消化迅速涌入的外来投资，并转化成最终消费品供给能力，如此才可能在遏制通胀的同时不至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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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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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缺乏资本，所以在经济发展之初，用其他要素（通常是资源类初级商品和传统产品）在换取资本要素时的比价就很低，在宏观上表现为本币相对于国际硬通货汇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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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国家在早期往往用政府力量推动快速工业化，通过人为压低初级品价格来廉价获取资本要素，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很高的积累率和投资率；但这种投资方式无法维持太久，当初级部门被榨干后，高积累率便难以为继；并且，由于缺乏价格信号的指导，投资效率低下，不能带来与高积累率相称的产能与产出增长，所以，在几个五年计划过去之后，经济往往陷入僵化和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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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计划经济国家，在向市场化转型时，都会面临资本不足的问题，前者是因为未曾经历工业化，后者是因为其工业结构与国际产业结构不兼容，一旦开放，便发现其多年积累的资本要素在其面临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没有多大价值，不得不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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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改革初期资本饥渴的另一个因素，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指出的部门扩张冲动：由于每个部门负责人的地位、权力、行政级别和政治前途都与部门的职能与规模高度相关，因而每个部门都倾向于自我扩张，而不顾投资和资源使用效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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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为何韩国总能率先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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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9，No.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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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以简化和放松金融业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的韩国资本市场整合法正式生效，标志着李明博政府发动的这一轮经济自由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业界将此次改革称为Big Bang，这个名字曾被赋予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金融改革，后者导致了伦敦金融城的大繁荣，可见整合法被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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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遭遇反对派拼死阻挠（甚至在国会大打出手）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韩国政府仍在顽强推进其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国企私有化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国会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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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目光短浅的挽救受困企业和短期刺激计划，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应对危机，是富有远见的做法，得益于此，韩国企业和整体经济或许会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十年的改革所造就的活力和素质提升，韩国企业正在利用危机对产业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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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1月美国汽车市场销量同比下滑37％，现代汽车却实现了14％的增幅，在仅有的三家实现销量上升的企业中，另一家是现代旗下的起亚汽车；同时，三星和LG已经超过摩托罗拉，占据美国手机市场前两位和全球市场第二、三位；同样是这两家公司，已占有液晶显示器市场的54％；在奇梦达破产、英飞凌和东芝巨亏的时候，三星仍在高速增长；韩国造船业依然占据超过40％份额的老大地位，虽然危机后订单减少，但他们的份额却在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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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企业在危机中表现出的韧性和活力，令人刮目相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所经历的深刻改革。那次危机给了韩国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8.9％暴跌到1998年的-6.9％，货币体系几乎崩溃，不得不接受IMF苛刻条件下的援助。但正是IMF所规定的严格条件，加上危机中上台的恰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金大中政府，为韩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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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30家大财阀中的16家进行清理和重组，韩国打破了财阀体系；和日本一样，这一体系曾利用政治关系、钱权交易和政府所谓做大做强的产业政策，长期从金融体系吸血来支撑自身的无限扩张，加上与工会势力的结盟，即便效率低下、巨额亏损、坏账膨胀，国有或背靠政府的银行为避免出现崩溃和社会动荡，被迫不断向其注入资金，最终将整个金融和产业体系拖入僵化停滞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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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我们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十几年停滞期中已经见过；幸好，韩国没有步日本后尘，他们斩断了向财阀输血的金融管道，关闭了11家银行和600多家“第二金融圈”公司，把不良贷款率从12.9％降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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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金融监督委员会统一和简化了金融监管体系，新的外汇交易法完全取消了外汇管制，全面开放债券、股票和货币市场，引入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评级和私人基金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新的外国投资促进法向外资放开了97％的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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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年中，韩国社会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外资大量涌入，终身雇佣制被打破，风险、竞争和创业的气味充满空气，活力焕发的CEO们引人注目，文化产业迅速繁荣并向外输出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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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仅让韩国克服了危机，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在四小龙中，韩国遭受危机打击最大，但复苏也最快，1999、2000年实现了10.9％和8.8％的增长率，并且当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是四小龙中唯一没有陷入衰退的地区，仍保持了3％的增长，同样，在本次危机冲击下，它又以2.5％的年度增长率在四小龙中排名第一，尽管此前四年其他三小龙的增长都快于它。相信，只要李明博的改革能坚持下去，危机过后，韩国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获得巨大提升，他们从上一次的危机改革中已经尝到了甜头，这次大概也不会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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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求对策，然而多半着眼于企业拯救和短期刺激，而忽略了改进经济长期健康和活力的制度改革，刺激或能取宠于一时，却难免遗祸于将来，而危机恰好让平时蒙混于普遍景气之中的弊端暴露无遗，果断割除，虽有一时之痛，却可换得长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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