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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发展，是一个从松散的合作组织逐渐走向联邦的过程，联邦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是不错的政体选择，它既保留了地方自治和制度竞争的空间，也享受了单一市场的好处。地方自治是自由的一大基石，地方性政权通常较少压制性，尤其是在它无法控制其边界时。正因为地方政府的强制和暴虐是容易逃离的，所以它们通常会变得比较温和，而人民“用脚投票”更会在它们之间造成制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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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方和小国政府也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当商人和投资者已在当地投入大量无法搬走的资产之后；理想的情况是，在各地方之上有一个机构来压制这种机会主义，那就是联邦和它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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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联邦制的精髓在于，通过提供一个宪法裁判和执行机构，来防止地方政府对其人民采取机会主义的剥夺和侵害行为，而同时，地方保有其充分的权力来对抗联邦本身成为一个剥夺和侵犯者的可能；简言之，好的联邦随宪法而成长，且只为宪法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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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却看不到这样一条主线，尽管在一些条约和入盟标准中规定了一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一个宪法裁决和执行机制正在逐渐浮现的迹象。欧盟的发展更多且越来越多的是一个主权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法律演进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大陆法传统的表现，该传统将法律视为主权意志的表达和理性设计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秩序的生长、发现和移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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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已经和即将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制定法从议会和首脑会议中涌出，从各个侧面对欧洲人的生活和生产加以规制，以此推行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心目中的欧洲价值，统一市场也随之而逐渐失去活力，这不是一个好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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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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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官僚机构的权力固然还没增长到对成员国动手的程度，但动辄数亿欧元的罚款已足以令外国企业胆寒，假如你认为担忧未来欧洲中央政府的强权纯属杞人忧天，那么不妨想想，在独立之初的美国，又有谁能想到有朝一日联邦政府和总统会获得今日这样巨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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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素来缺乏限制政府权力和抵制中央干预地方自治的政治和法律传统，老欧洲的精英阶层和学术圈中也充斥着反市场的思想和文化氛围，假如不从观念上洗心革面，欧洲的未来实在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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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是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的未流血军事政变，由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革命进程十分顺利，它结束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1年的国家主义独裁政权（Estado Novo）。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1991年）里也将该革命视为第三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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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本书第51篇里曾讨论了体育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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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短缺经济学》，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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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No.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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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次危机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幸运的是，三次危机后执政的都是亲市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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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wikipedia: Jacob_Zuma#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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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他信的糖果政策和泰国的政治僵局，我在“泰国深陷街头政治泥潭”（No.751）一文中有更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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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欧猪”（PIGS）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四个国名首字母缩写，被许多财经报道用来指称这四个在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有些报道会在名单中加入爱尔兰（Ireland）和英国（Great British）而变成PIIGS或PII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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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欧盟竞争专员（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Competition），国内媒体通常译作“欧盟反垄断专员”。对近年来欧盟多宗巨额反垄断罚款，本书第14篇中有更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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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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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r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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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地，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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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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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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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格林斯潘，《金融时报》专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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