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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尚未开始、指控证据尚未披露之时，高盛早已被当作罪犯和公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吊销了当事交易员的执照，多名国会议员退回了高盛的竞选捐款，并质问奥巴马为何不退回，多家德国国营机构也已宣称断绝与高盛业务往来。这股公众情绪若不受节制地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业创造流动性的能力，最终伤害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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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是一个市场化经济体的核心元素，是交易和生产得以进行的基础。所谓流动性，是指一件商品的价值客观化的程度，即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撇开自己特定的价值偏好来看待该商品的价值。你把一本新书和一包复印纸丢在路上，路人多半会先捡复印纸，即便两者标价相同，即便两者对他自己用处都不大，但他很容易将复印纸折价卖掉，却很难为一本书找到买主，这里的差别便在于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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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动性意味着，即便我不喜欢一件商品本身，也不妨碍我认可其市场价值，并接受别人用它和我做交换，因为我相信很容易找到同样认可其价值的人，从而用它再换回我真正喜欢的东西，而最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便是货币。除了极少数的巧合，任何交易得以发生，被交换的两件东西中至少有一件必须是高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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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上，一个经济体中高流动性物品越多，交易便越容易发生。许多时候，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仅仅提高流动性便可极大地提高福利水平，因为流动性可以让物品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里，也让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所以，每当官方货币崩溃之后，人们总是挖空心思地找出一切可能的货币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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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在交易互动中自发形成的，然而近代以来，尽管贵金属和法定货币还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实际上，货币乃至整个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流动性，是由银行创造的。银行家通过一个被称作价格发现的过程来创造流动性，假如你知道镇上有个书市，买书的人都会去那儿找，一本书即便暂时没人要也会有中介先买下来，你就很可能弯腰捡起那本书，这样，一件垃圾就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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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工作就是创建这样的市场，通过撮合买卖双方，他们确保许多商品可随时在某个地点以众所周知的价格买入或卖出，这种造市商的角色，意味着必要时他们自己必须充当买家或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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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大宗商品外，投行致力于提高其流动性的，主要是无形商品，如对世界的看法。在中世纪，当一个佛兰德商人决定为东方消费者生产一批呢绒时，在他的资源组合中，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看法：他相信五个月后大马士革呢绒行情会不错，相信四个月后热那亚关税不会翻倍，相信三个月后英吉利海峡仍然安全，相信他选择的船长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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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有意无意持有所有这些看法，他便不会生产，即便通过契约可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中间商，但这些看法和对应的风险必定存在于该产业链上。多亏了几百年来银行家们的努力，借助商业票据、保险、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今天的企业家可以把大部分看法从他们的资源组合中剔除出去，现在，他们只须对自己控制下的生产过程和成本结构具有信心即可。显然，这会让大批原本不会进入生产的人投身于企业家行列，让许多原本被割舍的生产和交易得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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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就是汇集各种不同看法的平台，作为造市商，投行确保你随时可以就特定问题找到一个看法与你相反的人来做交易（即对赌），对于原本被迫持有某种看法的人，他提供了一个通过买入相反看法来实现中立的手段（即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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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靠佣金吃饭的投行不会主动参赌，但造市责任经常会迫使他充当交易对手，就像麻将馆老板在三缺一时被迫上桌一样，此时他会迫切寻求在反面下注的机会，如在承销某只债券的同时买入它的CDS，这种做法经常被外行指责为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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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衍生品大大降低了企业家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配置资源的门槛，从而使基于复杂交易和深度分工的产业链成为可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投机工具，是不得要领的。眼下正在推动的监管改革进程，看来并非基于对投行和衍生品经济职能的正确把握。一旦投资者发现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方便地配置风险，他们就会避开许多投资产品，如企业债，而这样的退缩终将伤害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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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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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案以及类似的衍生品争议中，一个最常听到的对高盛的指责是，他一面向客户推销某只债券，一面自己却在“偷偷地”从事做空这些债券的交易，而这种行为即便算不上欺诈，也至少是对客户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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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指责是基于对衍生品市场的双重误解，首先，它误解了衍生品交易的性质，衍生品交易是零和博弈，任何一笔做多交易必定对应着一笔看空交易，实际上，多和空是同一笔交易的两侧，这也正是它们常常被称为“对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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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你从投行买入某个多方产品时，完全应该清楚，必定存在另一个人，同时在买入空方产品，要么是投行自己，要么是他的另一位客户，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隐瞒信息的余地。可以弄虚作假的地方，只能是对结构化债券的资产组合的描述是否真实，它的财务数据和评级信息是否真实可靠，但实际上，在对高盛的各种指控中，并未涉及这方面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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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指控也误解了投行在衍生品市场中的职能，投行交易部门的核心功能是做市（market making）(6)，也就是撮合买卖双方，最终为金融产品创造流动性。对于那些参与者范围狭窄、交易频率很低的产品，要保证参与者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交易对手，做市商常常不得不自己承担买方或卖方的角色，但这样就为自己担上了风险，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通过相反方向的交易，把风险对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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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赌博公司很像，媒体报道常给人留下印象，好像赌博公司是庄家，赌民都是在跟它对赌，其实不是，赌博公司仅在公布初始赔率时，才需要对结果做预测，一旦开始接受押注，他只需要根据两侧押注数量来调整赔率，以确保自己无论出现何种结果都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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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金融对赌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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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9，No.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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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疑案众说纷纭，参院听证鸡同鸭讲，监管改革鸣枪开锣；尽管理论、事实、意见、利益如乱麻般纠缠，政治和立法进程却如往常那样，注定要在混乱中向前推进；值此关键时刻，克林顿先生也出来说话了，“我不能肯定高盛触犯了法律，但我确实认为，这项交易不具备潜在价值……无论谁胜出，对美国经济都没有更大的用途，只有赢得这场赌博的人是真正的受益者。”他认为，此类纯粹对赌应与那些“为合法经济用途而服务的衍生品”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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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的言论，清晰而准确地代表了许多人对金融问题的看法，其表述也相当理性和公允，然而很不幸，它是错误的。并且，他对高盛案所表现的公允态度，正好揭示了当前政治进程的明确倾向：即便高盛无罪，也不能再容忍衍生品市场如此继续下去了，而这恰是引发我为未来经济心生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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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衍生品的金融对赌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它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它能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提供对冲风险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和生产，因而能间接地创造价值。在克林顿看来，那些为企业提供对冲机会的衍生品交易，是有“合法经济用途”的，而那些纯粹对赌——如为自己并不持有的债券购买CDS——则是没有合法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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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两种交易是不可分的，因为任何衍生品在形成足够的交易规模、获得起码的流动性之前，也即在完成价格发现过程之前，是无法为企业提供对冲服务的，而早期的价格发现和流动性生成过程，便是由造市商与纯粹对赌者共同完成的；即便在此之后，一笔对冲交易的对手，多半也是一个纯赌客而不是另一个对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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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纯赌客清除出市场，那么每笔对冲需求便只能由另一个恰好相反的对冲需求来满足。例如，某养猪户需要为六个月后出栏的生猪提前找到买家，他只能找一个恰好在六个月后需要若干生猪的肉联厂，才能完成交易，成交概率和价格透明度无疑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市场其实就退化成了基于远期合约的集中式订货会，而后者为企业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在规模、灵活性和效率上，皆与衍生品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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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纯对赌交易的反感，很可能来自其与真正赌博的类比。诚然，就未知事件作零和博弈这一点而言，金融对赌和赌博是一样的，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两者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赌场赌博中，不确定性是人为制造的，若没有人动手去摇掷骰子、推动轮盘、洗牌发牌，这些事件便不会发生；相反，在金融对赌中，参照事件是外在的，无论你是否去赌它，其不确定性都会存在，换句话说：骰子是上帝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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