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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衍生品的金融对赌交易是一种零和博弈，它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它能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提供对冲风险的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和生产，因而能间接地创造价值。在克林顿看来，那些为企业提供对冲机会的衍生品交易，是有“合法经济用途”的，而那些纯粹对赌——如为自己并不持有的债券购买CDS——则是没有合法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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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两种交易是不可分的，因为任何衍生品在形成足够的交易规模、获得起码的流动性之前，也即在完成价格发现过程之前，是无法为企业提供对冲服务的，而早期的价格发现和流动性生成过程，便是由造市商与纯粹对赌者共同完成的；即便在此之后，一笔对冲交易的对手，多半也是一个纯赌客而不是另一个对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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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纯赌客清除出市场，那么每笔对冲需求便只能由另一个恰好相反的对冲需求来满足。例如，某养猪户需要为六个月后出栏的生猪提前找到买家，他只能找一个恰好在六个月后需要若干生猪的肉联厂，才能完成交易，成交概率和价格透明度无疑会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市场其实就退化成了基于远期合约的集中式订货会，而后者为企业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在规模、灵活性和效率上，皆与衍生品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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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纯对赌交易的反感，很可能来自其与真正赌博的类比。诚然，就未知事件作零和博弈这一点而言，金融对赌和赌博是一样的，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两者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在赌场赌博中，不确定性是人为制造的，若没有人动手去摇掷骰子、推动轮盘、洗牌发牌，这些事件便不会发生；相反，在金融对赌中，参照事件是外在的，无论你是否去赌它，其不确定性都会存在，换句话说：骰子是上帝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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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融对赌并非制造风险，而是通过交易重新分配风险。投行创建衍生品时并不是在掷骰子，而是通过拟制一套形式化的客观指标来描述外部事件，最大程度地消除歧义从而适合于对赌，就像在一块正在掉落的陨石上人为地划出六个面并分别指定点数。正因如此，衍生品才能为企业提供配置风险的手段，而这种手段的存在是许多投资和生产得以发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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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提前卖掉生猪，受够了年复一年蛛网式波动的养猪户就会放弃规模化养殖，退回低风险的家庭养殖；若没有CDS，许多企业债压根就卖不出去，企业融资条件便会恶化，有些会转向高利贷和基于家族联保的温州钱庄，负担不起的只好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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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若不能通过再保险市场将某些风险转移出去，许多保险产品便不会存在，而缺了这些保险，许多生意就不会有人去做，如开幼儿园、旅行社，甚至开车外出。因此，无论你是否厌恶赌博和赌场，都不应将对待赌博的道德标准移置于衍生品交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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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衍生品的高度繁荣并非没有负面后果，主要的麻烦是，由于它所提供的风险配置能力使得许多原本会吓退企业家的生意得以展开，因而在总体上使得经济中高风险活动的比例提高了；同时，衍生品带来了高流动性，而流动性意味着信贷能力——与一群生猪相比，一份标准生猪合约显然是更好的抵押物——使得更多的企业有机会运用信贷杠杆，这最终推高了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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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关于金融监管的立法提议，大多没有切中这些问题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方案，甚至缺乏对问题的常识性理解；适当的监管改革，无论其他方面是否合理，至少应以不大幅缩减衍生品市场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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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意识到，衍生品所带来的高风险水平，是全球经济能维持它目前所拥有的复杂度和繁荣水平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人们需要找出应付这种风险水平的更好办法，但简单地抑制衍生品交易，势必让整个经济一起被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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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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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赌的价值在于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而要发现价格，必须有足够多的交易者和足够高的交易频率，这样一旦有人需要对冲相关风险时，才有市价可循，才能找到交易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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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衍生品，需要发现的是风险的价格，抽象地说，风险价格就是人们对未来某一事件的看法的分布状态，而价格发现的过程就是设法让足够多的人把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当然，说话也是表达看法的方式，你可以找一群人来坐而论道，问题是，如何确保他们的表达是真实而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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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谈阔论付出的只是一点点唾沫，有人拍着胸脯说明天要地震，或下个月股市会崩溃，或十年后气温会上升2℃，你凭什么相信他？除非他肯打赌，是的，设立赌局是目前人类已发现的收集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实且负责的看法的唯一有效手段，而收集的结果将体现为赔率或衍生品价格之类简单清晰的量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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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存在的妙处在于，可以让你去做涉及某一未来事件的生意，而不必对此事件持有任何看法，有看法就意味着担风险，而赌场里充满了看法，你可以随时从那里找到足够多的人来让他们表达看法并对此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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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衍生品如何推动风险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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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4，No.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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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金融对赌价值何在？”里分析了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如何使得包含复杂风险的生意得以展开，从而推高整个经济水平；从我得到的一些反馈看来，许多朋友没能理解这一分析，或许通过类比和例子能够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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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生产分工，一般想到的是效率改进和相应的成本节省，即每个生产者若专注于某一工序，不断重复，会更加熟练高效。这没错，不过生产分工有另一个常被忽视但或许更加重要的效果：它拓展了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得许多原本不可能的生产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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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种产品有9道工序，若无分工，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全部9道工序的人，该产品才可能被生产，若彻底分工，则只须每道工序至少存在一个会做它的人，产品即可生产。因此，分工深化会使创新和新产品大量涌现，从而抬高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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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衍生品的风险配置功能，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风险分工的手段，可以把一桩生意中包含的各种风险分配给愿意承担它的人，这样只要为所含每种风险找到冒险者，生意即可开展，否则，必须存在某个愿意承担所有这些风险的人，生意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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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说，你举的生猪期货之类的例子，其好处容易理解，但我还是想不出那些衍生品有什么意义，如高盛案中那笔交易，对赌双方原本都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此种交易转移出去的风险，安排这样的交易不是无风兴浪吗？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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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有些衍生品的意义一下子看不出，但并非没有，因为风险分割、重组、转移可能会经过很多层次，到达很高的层次后，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容易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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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钢铁厂在签订若干固定价格销售合约时，便负上了若干风险（用金融界黑话说叫开了敞口），如一个敞口是对60天后的铁矿石价格，另一个是对90天后的焦炭价格，于是，他用两笔期货交易将其转移出去，他能找到交易对手是因为铁矿石期货市场上有许多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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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投机者为何有信心在铁矿石上投机呢？或许他对铁矿石的供求有深入研究，密切跟踪各大矿山的产能、港口条件、工会关系等，这些方面他很有把握，但是，他的风险敞口不止在这些地方，实际上他在铁矿石上的头寸，对应着巨大的运费风险，但他对海运市场不熟，怎么办？他就把这部分风险分割出去，办法是买卖波罗的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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