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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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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地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在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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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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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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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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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可能会让某些读者误解我支持计划生育，实际上，熟悉我的读者会了解，我是始终反对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因为它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生育纯属个人事务，不应由政府来决定，它在历史上也从来都免受他人干预，这是一项古老而牢固的权利，不应被轻易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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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孩子不仅给父母，也会给社会和其他人带来负担，没错，是有这种情况，但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结果，父母们并未要求别人分担抚养成本，是政府的福利制度将部分成本转移给了纳税人，这是错误的，但错不在生孩子的父母们，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负担强加给任何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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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多一个人会让世界变得更拥挤，消耗更多资源，而其中许多是免费的，因而其成本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所以人们有权阻止无节制生育，这同样不能成立，有些资源之所以免费是因为它们还不够稀缺，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稀少或拥挤，自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排他性，以致不再是免费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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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我反对计划生育，也指出了该政策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速下行段将给未来经济带来何种冲击(7)，但我不会用这一经济后果来支持我的立场，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人口停滞甚至缩减在长期确实可能带来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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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果不能代替道德与法律责任，历史研究表明(8)，蒙古帝国对中亚的扫荡打通了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贸易通道，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数个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对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兴起起了重大作用，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而赞同蒙古骑兵那些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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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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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2，No.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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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变迁，人口难以避免地向城市集中，相应的便是乡村和城镇的萧条。到一些偏僻农村走走，很容易发现许多村庄已被荒弃，更多的将在一代人之内被抛弃。那些继续存在的村镇，也普遍地缺乏活力和生气，人们留下的理由多半是被动、消极和保守的：因为缺少其他机会而留下，并非选择此地寻找、创造或建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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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看到这一趋势是不够的，同样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的格局和乡村的命运迥然不同。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尽管也出现了超级都市，但人口聚集度反而较为适中，尽管许多乡村被废弃了，但留下的仍颇具活力，新建城镇也仍在不断涌现；相比之下，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却在首都区汇集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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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察导致乡村没落的那些具体因素和机制是更重要的。对于中国，一个更独特的因素是，人口趋势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便已扭转，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转折是在城市化率极高且教育年限足够长之后才出现，这将使乡村的消失和败落来得更为迅速和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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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曾为经济史家和政治学者所广泛关注。由于绝大部分现代元素——如教育、文艺、科技、生活方式等——都出现在城市，受其吸引且有能力负担它们的乡村精英——如富人、乡绅、家族长老、教师、读书人、手艺人等——大批迁居城市，农村失去了维系其制度和秩序的核心人物，流氓、地痞、匪盗横行，社会结构瓦解而陷入长期动荡，严重时甚至反过来打断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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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乡村秩序全赖家族和乡绅维系，因而问题更加严重；今天的政府权力已延伸到乡镇，对村庄也拥有巨大的干预能力，因而空心化还不至于导致动荡；然而乡村的凋敝仍是触目惊心的，在村镇，公共事务得不到有效处理，公共物品更缺乏供给，垃圾遍地，道路失修，治安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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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密度无法供养专业人才和维持多样化的消费类型，有为或有志青年都已离开，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变得极为单调贫乏，闲暇时除了酒楼和牌桌无处可去，因为除少数几样娱乐，其他爱好既没人陪你玩，也得不到欣赏和认同，县级城市的情况大致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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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果这种趋势是注定的，那么为何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他们的村镇和小城市却保留了更多的秩序和活力呢？线索之一是，他们的现代化是本土内生的，而不是外源性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此过程中已经获得重建来适应现代经济，或者说正是这一重建使得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在美国，这一重建是由移民在新大陆上另起炉灶，因而更为彻底，所以当工业化的力量最终爆发时，其社会结构更经得起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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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传统乡村社会以家族聚居为特征，家族和乡绅是主要维系力量，这种结构虽拥有良好的自治能力，却无法应对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经济；而美国的村镇从来不是家族性的，许多社区本身就是经济流动和自愿组合的结果，它们从一开始便拥有了适应人口与产权流动所需的自治性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处理新型公共事务和满足新的公共产品需求，因而更容易在现代化冲击下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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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线索是宗教，在许多社会，教士是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而教会是维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制度成分。在城市化的巨大抽水泵之下，教会常常是坚守到最后的力量，对于稳定乡村社会结构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的许多早期自治社区都是清教徒们按教派各自建立的，宗教纽带至今存在于他们的社区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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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种种因素看来都不利于中国乡村的未来前景，但若能充分落实村镇自治，及时解除妨碍人口和产权流动的法律障碍，并为新型社区建设和基层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未来的乡村仍可能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得以重建。毕竟，人类的生活观念是无限多样的，城市虽充满诱惑和机会，但还是有人会喜欢乡村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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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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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城镇和小城市是否没落或没落的程度，不能仅从人口数和经济规模来衡量，更要看它们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感召力，而观察这一点的最简单办法是，看看是哪些人还住在那里。从中、美两国各找100家最成功的企业，100位最有成就的人士，看看他们的主要办公和居住地点，就不难看出两国地方面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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