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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哲学家愿意，也可以规定发生在黑猩猩大脑里的一段因果链就是“自由选择”，因而黑猩猩也拥有自由意志，甚至可以规定一个篮球筐也具有自由意志；我在一个旧帖里曾举过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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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个篮球筐扔红色和蓝色两种球，每次每种颜色各一个。下面两种说法完全等价：（1）十次里有七次红球弹回来，蓝球留下，另三次相反。（2）十次里有七次篮球筐“选择”了蓝球，另三次他“选择”了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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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作为事实陈述，（1）和（2）完全等价，区别仅在于说话者看待它们的态度，也就是说，承认或否认自由意志，并不关乎事实的任何差异，这就好比，我们究竟把单只蜜蜂看作一个生物个体，还是把整个蜂巢看作一个生物个体，可以任意定义，无论如何定义对蜜蜂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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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规定了篮球筐拥有自由意志，它就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就是合格的法律主体，这么做没有任何逻辑困难。实际上人们并未如此规定，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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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自由意志的规定不以否定因果关系为前提，任何对因果关系的发现都不构成对它的挑战，为个人行为所找出的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构成推卸道德责任的理由，也只有如此，我们的伦理和法律体系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会因心理学研究不断发现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被冲垮，才不至于出现像甜饼抗辩(7)那样荒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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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自由意志的界定，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科学，它没有自由意志概念，即它同等对待发生在人脑中的因果链和其他任何因果链，不对前者做任何特殊处理。另一个是伦理学，它引入了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概念，将发生在人脑中因果链叫做自由选择，把成年人大脑中此类因果链发生于其中的那个装置叫做自由意志，并规定：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对其行为输出负有道德责任(8)，这意味着，指称这些个体的名词或代词可以合法地成为“应该”这一谓词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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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认为，科学和伦理学的命题不能一致地共存于同一个形式系统，现在我认为这一限制是不必要的，两类命题是兼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因为伦理命题的特殊性，所以当它出现时，必须带有明确的标记来显示它是个伦理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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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范式与硬核：什么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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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5，No.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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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9)，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10)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11)。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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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例如(12)，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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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13)，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否则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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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14)；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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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如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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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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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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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科学家会为这些概念确定度量方法，即在抽象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建立连接，由此概念便成了变量，而命题的结论和推断也就有了验证标准，至此，该理论便完成了范式确立，而这套概念、度量方法和命题结构，构成了库恩所称的“范式”（paradigm）。然后，科学研究才进入常规阶段，即解难题的过程，而每个困难必须先用范式所规定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进行描述，才被接受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否则不予理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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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会一直坚持范式，直至对解题过程难以再推进感到绝望，或被另一个与之竞争的范式的光明前景所吸引，假如大批科学家倒向新范式，科学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方式就是范式转换。由于范式之间的基本概念和度量方法不同，因而采用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之间无法有效对话，如同鸡同鸭讲，范式的取舍无法基于逻辑推导或某种客观标准而得出，往往新范式所面临的难题比旧范式还多，只能凭个人直觉和信念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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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库恩严重挑战了波普的科学认定标准，但库恩理论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或指责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首先，解难题的过程无论如何迂回反复，都不能引入万能膏药；其次，范式中的每个概念必须给出度量方法，因而不会成为万能膏药。这两点正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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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为证伪主义提出了一个修补方案，试图以此保留判别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其大意是，可证伪的不是具体的命题，而是整套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一个纲领包括由若干基本命题组成的“硬核”（hard core），而为了解释具体的经验事实，采用该纲领的科学家需要基于硬核提出各种辅助假说，后者构成了围绕硬核的保护带，质疑和修正只能针对保护带而不能指向硬核。证伪一个纲领的标准是看它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进步是指它启发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经验事实，而退化的纲领则停顿于旧事实所造成的困难面前不断自我辩护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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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库恩的视角看(16)，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可以这样理解：在范式所给定的框架下为解决难题而提出的假说，不是被同等对待的，而是被组织在多层次的结构之中，上层（或外围）假说在逻辑上依赖于下层假说。当面临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难时，首先被质疑的是最外围的假说，越是下层的假说，承载着越多的上层结构，因而得到更优先的保护，这样，庞大的理论体系才能维持足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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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挑战者的角度看，当你质疑一个假说，并试图以替代假说取而代之时，该假说越是处于理论大厦的下层，你就负有越大的责任为你的质疑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展示替代假说的解释能力，而为了吸引追随者认同或加入你的挑战和替代事业，你就必须用更多更重要的以往成果来显示你的洞察力和研究能力，假如你的挑战已指向了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那恐怕只能另立山头、另起炉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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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结构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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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6，No.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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