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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我们对市场及其进化机制的了解，本可期待某种状况在某个有限时间段内出现，但它让我们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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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种是最常见的朴素说法：市场未能消除乞丐，市场没有让每个人感到幸福等，这不过是在用貌似学术化的语言，倾诉一个宗教性的情怀：看那，市场不是天堂。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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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说法相当于：市场没能爬上视野所及的最高峰。这就好比进化没能造就出可以想象的性能最优良的器官。对此，我可以轻松坦然接受，只要你不把市场和进化视为上帝，都可以坦然接受。市场是一种类进化机制，它是短视和渐进的，到达视野内最高峰的路上，或许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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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说法是第三种的加强版，QWERTY键盘是最常见的例子，它考虑了路径可达性（没有忘记进化是渐进的），但没有考虑路径的历史依赖（但忘记了进化是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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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说法是对市场最有力的质疑，但是，它对“失灵”一词的原有词义做了最大的扭曲。它想说的其实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不好”，至少在某些方面没有其他制度好，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值得严肃讨论的。假如我们搁置价值观分歧（即对什么是“可欲的”分歧），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市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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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对制度的比较不能仅从“某些方面”进行，通货膨胀是坏事，金本位可以消除通胀，但金本位在其他方面造成的代价呢？假如金正日愿意，朝鲜也可消除通胀，还可以避免许许多多在市场中出现的“不可欲的”结果，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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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比较两种制度时，必须考虑它们的总体效果，而当你评估一项依票决结果为市场制度打补丁的动议时，不能只考虑补丁的效果，也不能只考虑“有这个补丁的市场和没有这个补丁的市场”之间的差别，还要考虑“一个引入了票决补丁制的市场和没有票决补丁制的市场”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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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人们在第五种意义上说“市场失灵”时，他们其实想说的或许只是：市场制度是有代价的（我完全同意），或市场制度比其他替代制度差（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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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按我对“失灵”一词的理解，第六种说法才是对该词的正确用法，但它仅相当于：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有待改进，因而对它的预期应有所调整——当然，没错，我想没人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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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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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和第95篇一样，旨在澄清公共评论中许多常见类型的逻辑错误。许多人在说“市场失灵”时，其实说的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但这两种说法显然完全不同：我的瓶起子不是万能的，但我能用它开啤酒，没有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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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失灵”是相对于“规定功能”而言的，因而是否失灵应对照功能说明书来判断，问题是，不同经济学家编写的（或暗示的）说明书版本十分不同，其中有些确实不负责任地承诺了所谓完全竞争、资源配置最优化、充分就业、持续增长、价格稳定等只有上帝能实现的目标，那倒怪不得批评者指责市场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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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批评市场制度时，常常忘记他们手里并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者他们的替代方案早就被大量案例证明会带来更坏的后果。当然，假如这是一种价值表达，那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每个人都有权说：这个世界真烂！即便他们从未见过他们所认为的不那么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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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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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7，No.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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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便会发现这一点极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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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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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4)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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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15)，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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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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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的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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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16)，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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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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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17)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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