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60634
第二种反对意见关乎我们的建议适用的地理范围。我们是否认为有些国家虽然有数百万居住条件很差、营养不良的人，这些人对他们拥有的一切却感到满足？当然不是，我们建议的对象是那些幸福的物质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国家。在那些物质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经济增长无疑仍是它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即使如此，如果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它们终将面临与富裕国家同样的窘境，因此，不妨提前为此做好准备，以免重蹈覆辙。
1704560635
1704560636
第三种反对意见是，“你们的提议将破坏所有的主动性、创造力和愿景，导致人们普遍无所事事”。该反对意见认为我们的想法反映了一种颓废心态，毫不奇怪，这样的观点多半出自美国人。
1704560637
1704560638
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我们做出坚定的声明：本书并非支持无所事事。我们希望人们能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闲暇和无所事事的差别很大，几乎是两个极端。闲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现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其实它是不带有任何外在目的性的活动，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无目的的目的”。雕塑家专注于大理石切割，教师专注于讲授一个难懂的概念，音乐家专注于作词谱曲，科学家专注于探索时空的奥秘，这些人只是在做他们擅长的事，并没有其他目的。他们也许会因付出的努力而获得一份收入，但收入并不是激励他们从事其事业的动力。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况。在现实世界里，包括金钱奖励在内的外在激励并没有完全被人忽略。但是，只要行动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爱好，不是出于屈从和勉强，而是自发的，则不会觉得是在做一份辛苦的工作，而是在享受休闲的时光。不游手好闲，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缺乏想象力，这导致我们认为，相对于旨在改善经济进程的那种具体的创造和创新而言，所有的创造和创新都需要金钱的刺激。
1704560639
1704560640
批评我们的人会反驳说：“这听上去不错，但是用夸张的语言来说，外部激励活动的减少不大可能导致闲暇的增加。对像我们这样的懒人来说，只有金钱的刺激才会让我们有所行动。如果没有金钱，我们天生的惰性就会显现出来，不仅不会过上美好的生活，还会产生厌倦、神经衰弱和酒瘾。读几本俄国小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1704560641
1704560642
对于这样的反驳意见，我们的应对方式只能是公开表达我们的信念。普遍减少工作从未被尝试过，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的结果会像我们的批评者认为的那样悲惨，否则，旨在改善人类福祉的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计划就会变得空洞和徒劳。如果产业的终极发展目标是懒散，如果我们的劳作和创造只是为了子孙后代能舒适地靠在一起不停地看电视，那么，就像奥韦尔所说，所有的进步就是“朝着目标疯狂地奋斗，却希望并祈祷这个目标永远不会实现”。在激励自己不断完成新事业方面，我们处于矛盾的境地，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业绩是值得的，而是因为任何行动都好过不作为，即使有些行动毫无意义。我们必须相信存在真正闲暇的可能性，否则，我们的境遇就真的太令人绝望了。
1704560643
1704560644
有一种反思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一个天生游手好闲的人，只有看到获利的前景之后，才会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这种人在现代看来都是很独特的。经济学家视人类为驮着重物的牛马，需要胡萝卜或者大棒的刺激才会做事。“用最少的付出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欲望”，现代经济理论的开创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给出了他对人类行为的定义。这和古代的观点相左。在雅典和罗马，有些公民虽然在经济上无所建树，但他们却积极地参与高层次的事务，比如政治、战争、哲学和文学。为什么不选他们而是选愚蠢的人充当我们生活的向导呢？当然，雅典和罗马公民很早就接受过明智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我们的政策建议也隐含着类似的教育。如果我们被训练成了屈从和勉强地利用时间的人类，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自由人的社会。但是，我们不应怀疑这项任务在原则上是可能实现的。在凯恩斯的杰作发表后两年，伯特兰·罗素写了一篇论文，用其一贯的清晰笔触，进一步阐明经济危机的激励效应：
1704560645
1704560646
有人可能会说，有一些闲暇时间固然会令人高兴，但如果一天24个小时却只工作4个小时，那么人们将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就是对文明的一种谴责，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存在。从前的人具备自由自在和玩乐的能力，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被对效率的狂热所抑制……看电影、看足球比赛、听广播等，城市人的快乐大多是被动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能动性完全被工作占据了；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将会再度享受快乐，因为他们曾积极参与其中。
1704560647
1704560648
我们会补充说，主要是因为闲暇已经失去其真正意义上的能动性，退化成被动消费，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好投身工作之中。波德莱尔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写道：“人必须工作，若非出于兴趣，则至少是由于绝望。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作没有享乐那么无聊。”
1704560649
1704560650
第四种反对意见对“赚钱”进行了有所保留的辩护。它认为，诚然，赚钱不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但在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中，它是最没有害处的。凯恩斯说得好：“通过获得赚钱和积累个人财富的机会，人类危险的天性可以被引至相对无害的道路上，如果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满足，那么它们也许会找到其他更加残酷的解决途径，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权力和权威，以及其他自我膨胀的方式。”但他又补充道：“为了刺激这些行为和满足这些倾向，以如此高的代价玩这种游戏实在没有必要。一旦玩家习惯了，以更低的代价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说法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的辩论意见。我们不主张像苏联那样禁止人们赚钱，但“游戏”也应遵从规则和限制，以免我们离美好的生活越来越远。
1704560651
1704560652
第五种反对意见涉及偏执的个性。约翰·罗尔斯和其他人让我们相信，自由的国度不会宣扬积极的愿景，而是倡导能让有不同喜好和不同理想的人和谐共处的原则。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推销美好生活这一积极的理念显然是偏执甚至是集权主义的做法。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再探讨这种反对意见；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它依据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完全错误的理解。通过其漫长的历史，自由主义传统被注入了古典主义和基督教关于尊严、谦恭和宽容的理念中。[我们应该记得，liberal这个词原本被用来指称“自由之人”，这一用法在liberal arts（人文科学）这样的词组中还保留着。]在20世纪，凯恩斯、以赛亚·伯林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等人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推动文明进步是国家的职能之一。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暗含着以中立的态度看待不同良善的意思，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肤浅理解。无论如何，中立都是虚构的。一个“中立国家”会把权力拱手让给资本的守护者，让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随意操纵大众的喜好。
1704560653
1704560654
在智识方面，妨碍所有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或许就是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多数大学里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死气沉沉的正统观念。最近，有一本教科书这样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或稀缺的资源，想方设法地满足他们无止境的欲望”。严格说来，“有限”和“稀缺”这两个形容词是完全多余的：如果欲望是无限的，那么，相对欲望来讲，资源当然是有限的，不管在绝对意义上我们拥有多么丰富的资源。我们注定匮乏，不是由于缺乏资源，而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过多。如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在1960年所说：“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像生活在贫穷社会里那样思考和行动。”贫穷的视角，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提高效率的做法都被纳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1704560655
1704560656
过去并非如此。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假设，我们天生对改善的渴望最终会碰到自然和制度的藩篱，从而进入“静止状态”。对于凯恩斯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来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幸福的物质条件”，这一定义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关于财富的概念，即财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在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发生了变化。利奥尼尔·罗宾斯为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把人类的行为当成目的和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科学”。罗宾斯的定义既把稀缺置于经济学的核心，也摒弃了对价值的判断。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经济学家们却对这些“目的”不置一词。他们假设，目的永远会超出为了实现它们而任由我们使用的手段，这意味着稀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一个恒久特征。
1704560657
1704560658
如果稀缺将永远伴随着我们，那么效率和经济学就有永远存在的必要，因为效率讲求的是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利用，而经济学则是教我们如何提高效率的科学。但是，从基本常识来看，资源的稀缺程度时大时小。我们知道，饥荒是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而丰收则意味着相对充足的状况。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给时，稀缺程度将加大，反之则缩小。另外，如同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在过去的200年里，粮食稀缺已在大部分社会里不复存在，生活在富裕甚至中等富裕国家的人不会被饿死。这意味着效率的社会重要性已经削弱，同样，经济学中的“效用”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1704560659
1704560660
在这个问题上，从需要的角度，而不是从欲望的角度来认识稀缺比较明智。通常，我们也是这样思考的。不管拥有三处房产的人多么渴望拥有第四处房产，没有人认为此人处于悲惨的境况之中。如果我们说“他有的已经足够多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所拥有的已经足以满足他的需要了”。公然表明自己的不知足，比如无法控制地想要收集尽可能多的玩偶，这被广泛视为病态或不正常的心理。原则上，我们都能把自己的欲望限定在需要的范围内；但问题是，一个竞争性、货币化的经济使我们持续处于强压状态。经济学家所谓的“稀缺”越来越成为这种压力的人为制造品。从维持我们生命所需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生存状态并非稀缺，而是较为富足。
1704560661
1704560662
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至少在世界上的富裕地区如此，对增长的盲目追求只能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目标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应当让经济组织确保每一代人都能享有美好生活的元素，比如健康、尊重、友谊和闲暇等。经济增长应被视为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追求的目标。
1704560663
1704560664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观念的转变势必影响我们对经济学的态度。最大化地有效利用我们的时间，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自罗宾斯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的经济学将会被人们从社会科学的王座上拉下来。凯恩斯期待有一天经济学家能和牙医一样不可或缺，人们会像需要牙医那样需要经济学家。但凯恩斯并没有用“医生”打比方，凯恩斯的话可以被解读为，因为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处于人们生活的边缘，而不应控制人们的生活。
1704560665
1704560666
[1]尼格尔·劳森和比约恩·隆伯格等人认为，应对全球变暖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推进技术进步，以消除任何不利的后果。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确实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幸福。详见第4章和第5章。
1704560667
1704560668
1704560669
1704560670
1704560672
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1章 凯恩斯的预测失败了
1704560673
1704560674
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1704560675
1704560676
——梭伦
1704560677
1704560678
1928年，凯恩斯对着一群剑桥大学本科生做了一场演讲，主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凯恩斯知道这些学生对资本主义不抱幻想，他们倾向于把当时的苏联视为指路明灯。凯恩斯早就意识到，进步是一个“被弄脏的信念，被煤灰和火药染成了黑色”，而且，共产主义的召唤如此诱人，它甚至被视为“一个伟大宗教的最初萌芽”。如果凯恩斯要引导他的听众远离这个神明，他就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而且比共产主义更有效率，因为它是实现人类富足的唯一有效方法。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这场演讲是他乌托邦式理想的首次袒露。
1704560679
1704560680
两年后，当凯恩斯为了发表文章而修改他那次的演讲稿时，大萧条来袭，资本主义似乎在经济和道德方面均宣告破产，共产主义显得更有吸引力。但是，凯恩斯巧妙地改写了他要传递的信息，以适应新形势。凯恩斯写道：“我们正在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风湿病造成的，而是快速变化导致的生长疼痛，是从一个经济周期到另一个经济周期的调整之痛。”大萧条至少部分是“技术性失业”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失业源于我们寻找节省劳动力方法的速度，比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更快”。技术性失业指向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但它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
1704560681
1704560682
凯恩斯把经济学逻辑用于预测。依据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历史速度，凯恩斯指出，如果资本设备持续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每年1%的幅度提高，“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这一预测使凯恩斯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即“假设没有重大战争，人口没有显著增加，经济问题也许就能得到解决，或者至少在100年之内有望找到解决办法”。[2]
1704560683
[
上一页 ]
[ :1.7045606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