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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有一些闲暇时间固然会令人高兴，但如果一天24个小时却只工作4个小时，那么人们将不知道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就是对文明的一种谴责，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存在。从前的人具备自由自在和玩乐的能力，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被对效率的狂热所抑制……看电影、看足球比赛、听广播等，城市人的快乐大多是被动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能动性完全被工作占据了；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将会再度享受快乐，因为他们曾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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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补充说，主要是因为闲暇已经失去其真正意义上的能动性，退化成被动消费，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好投身工作之中。波德莱尔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写道：“人必须工作，若非出于兴趣，则至少是由于绝望。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作没有享乐那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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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反对意见对“赚钱”进行了有所保留的辩护。它认为，诚然，赚钱不是人类最高尚的活动，但在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中，它是最没有害处的。凯恩斯说得好：“通过获得赚钱和积累个人财富的机会，人类危险的天性可以被引至相对无害的道路上，如果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满足，那么它们也许会找到其他更加残酷的解决途径，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权力和权威，以及其他自我膨胀的方式。”但他又补充道：“为了刺激这些行为和满足这些倾向，以如此高的代价玩这种游戏实在没有必要。一旦玩家习惯了，以更低的代价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说法完美地表达了我们的辩论意见。我们不主张像苏联那样禁止人们赚钱，但“游戏”也应遵从规则和限制，以免我们离美好的生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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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反对意见涉及偏执的个性。约翰·罗尔斯和其他人让我们相信，自由的国度不会宣扬积极的愿景，而是倡导能让有不同喜好和不同理想的人和谐共处的原则。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推销美好生活这一积极的理念显然是偏执甚至是集权主义的做法。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再探讨这种反对意见；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它依据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完全错误的理解。通过其漫长的历史，自由主义传统被注入了古典主义和基督教关于尊严、谦恭和宽容的理念中。[我们应该记得，liberal这个词原本被用来指称“自由之人”，这一用法在liberal arts（人文科学）这样的词组中还保留着。]在20世纪，凯恩斯、以赛亚·伯林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等人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推动文明进步是国家的职能之一。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暗含着以中立的态度看待不同良善的意思，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肤浅理解。无论如何，中立都是虚构的。一个“中立国家”会把权力拱手让给资本的守护者，让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随意操纵大众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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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识方面，妨碍所有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或许就是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多数大学里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死气沉沉的正统观念。最近，有一本教科书这样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或稀缺的资源，想方设法地满足他们无止境的欲望”。严格说来，“有限”和“稀缺”这两个形容词是完全多余的：如果欲望是无限的，那么，相对欲望来讲，资源当然是有限的，不管在绝对意义上我们拥有多么丰富的资源。我们注定匮乏，不是由于缺乏资源，而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过多。如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在1960年所说：“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像生活在贫穷社会里那样思考和行动。”贫穷的视角，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提高效率的做法都被纳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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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并非如此。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假设，我们天生对改善的渴望最终会碰到自然和制度的藩篱，从而进入“静止状态”。对于凯恩斯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来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幸福的物质条件”，这一定义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关于财富的概念，即财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在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发生了变化。利奥尼尔·罗宾斯为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把人类的行为当成目的和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科学”。罗宾斯的定义既把稀缺置于经济学的核心，也摒弃了对价值的判断。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经济学家们却对这些“目的”不置一词。他们假设，目的永远会超出为了实现它们而任由我们使用的手段，这意味着稀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一个恒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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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稀缺将永远伴随着我们，那么效率和经济学就有永远存在的必要，因为效率讲求的是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利用，而经济学则是教我们如何提高效率的科学。但是，从基本常识来看，资源的稀缺程度时大时小。我们知道，饥荒是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而丰收则意味着相对充足的状况。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给时，稀缺程度将加大，反之则缩小。另外，如同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在过去的200年里，粮食稀缺已在大部分社会里不复存在，生活在富裕甚至中等富裕国家的人不会被饿死。这意味着效率的社会重要性已经削弱，同样，经济学中的“效用”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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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从需要的角度，而不是从欲望的角度来认识稀缺比较明智。通常，我们也是这样思考的。不管拥有三处房产的人多么渴望拥有第四处房产，没有人认为此人处于悲惨的境况之中。如果我们说“他有的已经足够多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所拥有的已经足以满足他的需要了”。公然表明自己的不知足，比如无法控制地想要收集尽可能多的玩偶，这被广泛视为病态或不正常的心理。原则上，我们都能把自己的欲望限定在需要的范围内；但问题是，一个竞争性、货币化的经济使我们持续处于强压状态。经济学家所谓的“稀缺”越来越成为这种压力的人为制造品。从维持我们生命所需的角度考虑，我们的生存状态并非稀缺，而是较为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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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至少在世界上的富裕地区如此，对增长的盲目追求只能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目标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应当让经济组织确保每一代人都能享有美好生活的元素，比如健康、尊重、友谊和闲暇等。经济增长应被视为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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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观念的转变势必影响我们对经济学的态度。最大化地有效利用我们的时间，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自罗宾斯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的经济学将会被人们从社会科学的王座上拉下来。凯恩斯期待有一天经济学家能和牙医一样不可或缺，人们会像需要牙医那样需要经济学家。但凯恩斯并没有用“医生”打比方，凯恩斯的话可以被解读为，因为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处于人们生活的边缘，而不应控制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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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格尔·劳森和比约恩·隆伯格等人认为，应对全球变暖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推进技术进步，以消除任何不利的后果。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确实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幸福。详见第4章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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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1章 凯恩斯的预测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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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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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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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凯恩斯对着一群剑桥大学本科生做了一场演讲，主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凯恩斯知道这些学生对资本主义不抱幻想，他们倾向于把当时的苏联视为指路明灯。凯恩斯早就意识到，进步是一个“被弄脏的信念，被煤灰和火药染成了黑色”，而且，共产主义的召唤如此诱人，它甚至被视为“一个伟大宗教的最初萌芽”。如果凯恩斯要引导他的听众远离这个神明，他就需要说服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乌托邦计划，而且比共产主义更有效率，因为它是实现人类富足的唯一有效方法。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这场演讲是他乌托邦式理想的首次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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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当凯恩斯为了发表文章而修改他那次的演讲稿时，大萧条来袭，资本主义似乎在经济和道德方面均宣告破产，共产主义显得更有吸引力。但是，凯恩斯巧妙地改写了他要传递的信息，以适应新形势。凯恩斯写道：“我们正在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风湿病造成的，而是快速变化导致的生长疼痛，是从一个经济周期到另一个经济周期的调整之痛。”大萧条至少部分是“技术性失业”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失业源于我们寻找节省劳动力方法的速度，比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更快”。技术性失业指向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但它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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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把经济学逻辑用于预测。依据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历史速度，凯恩斯指出，如果资本设备持续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每年1%的幅度提高，“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这一预测使凯恩斯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即“假设没有重大战争，人口没有显著增加，经济问题也许就能得到解决，或者至少在100年之内有望找到解决办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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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意思是，人类只需要用目前工作投入的一部分就能满足其全部的物质需求，每天最多工作3个小时即可“满足我们的本性之恶”。由此，剩余的大量时间可能会使人出现如“贵妇”般因空虚而导致的那种“精神崩溃”。但是，凯恩斯并不希望如此。相反，他期待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现在只限于艺术家和自由自在之人的自发、愉快的生活态度，能扩散至整个社会。该文章混杂着亚里士多德和《新约全书》的内容，以令人赞叹的辞藻将文章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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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归宗教和传统道德中某些确定无疑的原则，比如，贪婪是一种恶习，强索高利贷是一种轻罪，爱财令人嫌恶，那些真诚地走美德和智慧之路的人最不需要为明日担忧，等等。我们应再次重视目的而不是手段，更偏好美德而不是效用。我们将尊敬那些教我们如何合乎道德地充分利用时间的人，尊重那些能够从物品、野百合中直接享受到乐趣的可爱之人，他们不必辛苦劳作，也不用纺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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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朋友、哲学家弗兰克·拉姆齐，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天堂般的状态——“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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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努力奋斗和赚钱的生活状态，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美好生活。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凯恩斯是剑桥哲学家乔治·摩尔的学生，摩尔在其著作《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或所能想象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莫过于某些确定的意识状态，它们大致可以表述为人类享受美好事物的愉悦体验。”他继续写道：“为了让它们在某个时点尽可能地充裕，任何人都有理由承担起公共或个人职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理性行为的最终结果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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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后来说，这始终是他“内心深处的信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思考者，凯恩斯的大部分人生是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的世界里度过的，但他也总能腾出时间去追逐艺术、爱和知识。凯恩斯的性格具有两面性——目的性和冲动性，那篇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文章就是他通过将自己性格的两面性分别投射到现在和未来，以达到调和状态所做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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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被漠视，因为它对于严肃的讨论来说无异于幻想。实际上，它是凯恩斯为时局所写的一篇短文章。文章的内容和论点仅包含在不到12页纸中，而且观点比较零散，说明也不充分。他的一名学生写道：“凯恩斯当时的处境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的。处境糟是因为他的某些社会和政治理论经不起细细推敲，只要消费是显而易见的和充满竞争性的，社会就不可能缺少新需求……处境好是因为他展示出徘徊、探究、直觉和刺激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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