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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努力奋斗和赚钱的生活状态，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就是美好生活。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凯恩斯是剑桥哲学家乔治·摩尔的学生，摩尔在其著作《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或所能想象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莫过于某些确定的意识状态，它们大致可以表述为人类享受美好事物的愉悦体验。”他继续写道：“为了让它们在某个时点尽可能地充裕，任何人都有理由承担起公共或个人职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理性行为的最终结果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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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后来说，这始终是他“内心深处的信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思考者，凯恩斯的大部分人生是在资本主义“水深火热”的世界里度过的，但他也总能腾出时间去追逐艺术、爱和知识。凯恩斯的性格具有两面性——目的性和冲动性，那篇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文章就是他通过将自己性格的两面性分别投射到现在和未来，以达到调和状态所做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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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被漠视，因为它对于严肃的讨论来说无异于幻想。实际上，它是凯恩斯为时局所写的一篇短文章。文章的内容和论点仅包含在不到12页纸中，而且观点比较零散，说明也不充分。他的一名学生写道：“凯恩斯当时的处境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的。处境糟是因为他的某些社会和政治理论经不起细细推敲，只要消费是显而易见的和充满竞争性的，社会就不可能缺少新需求……处境好是因为他展示出徘徊、探究、直觉和刺激性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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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这篇文章中充斥着未来主义，它仍然涉及凯恩斯的主要关注点——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文章为凯恩斯一鸣惊人的经济政策革命提供了“理想”的动力，他的经济政策是：持续的充分就业不受经济下滑的干扰，这是通往那篇文章所描绘的乌托邦的最快路径。凯恩斯想要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全速运转，以加速它终结之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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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写下那篇文章之后，至今80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他的“孙子辈”，甚至是他的“重孙辈”。那么，凯恩斯的预言应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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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凯恩斯预见到了罗伯特·索罗的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用资本、人口和科技进步速度等要素投入的增长来解释。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假设：当资本饱和时，资本的报酬递减，即每额外增加一单位资本，相较前一单位资本的产出就会减少。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物质和人的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上的增加，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需要技术进步的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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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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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凯恩斯的预测应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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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文章提供了两个预测和一种可能性。两个预测关乎“增长”和“工时”，简单来说，凯恩斯认为100年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将“足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必超过3个小时。一种可能性指的是，我们将学会如何利用闲暇时间，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那么，这些假设的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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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预测将在富裕国家发生的情况，如图1–1所示。在抵达“乐土”那一点，即2030年，收入的增长将停止（因为所有人都拥有了足够的东西），而且必要的工作时间将趋于零（因为人们所需的一切东西几乎全由机器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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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凯恩斯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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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个预测和实际结果加以比较。富裕国家人均GDP的实际增长相对于凯恩斯的预测用图1–2表示，富裕国家的每周工时变化相对于凯恩斯的预测用图1–3来表示。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凯恩斯的预测很接近，不可否认，这其中有巧合的成分。凯恩斯假设所预测的国家不会发生重大战争，并且人口没有增长。事实上，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人口增长了大约1/3。但是，凯恩斯低估了生产率的增长。这两个失误互相抵消的结果就是，从1930年以后的70年里，人均收入确实增长了4倍，达到凯恩斯预测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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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自凯恩斯预测以来的人均GDP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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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5）；《测量价值》（参见www.measuringworth.com）；欧盟统计局；2012年1月16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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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自凯恩斯预测以来的每周工时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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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迈克尔·休伯曼、克里斯·明斯，《他们没有改变的时代：新旧世界的工作天数和工时》，1870~2000，《经济史探索》，44期（2007），第538~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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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每周工时的下降情况又如何？凯恩斯预测，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周工时将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这似乎基于常识性的假设：收入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每一笔额外的收入会产生更少的额外满足，所以，随着社会越发富足，人们越发倾向于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非更多的收入。随着个人收入的上涨，考虑到每小时的额外产量，他的每周工时将会逐渐减少，直到每小时收入增加的效用等于每小时闲暇增加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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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70~1930年，每周工时快速下降，凯恩斯假设这种下降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凯恩斯写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也许只需付出过去1/4的努力就能完成所有的农业、采矿和制造工作。”虽然收入和生产率如他预期上升了很多，但个人的每周工时自1930年以来远没有下降3/4。193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每周工作大约50个小时；今天，他们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根据凯恩斯的预测，我们现在即使没有达到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那也应该很接近这个水平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趋势推算到2030年，我们也许能达到每周工作35个小时，但绝不可能是每周工作15个小时。问题在于，在“工时的下降大大低于每小时产出的增长”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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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预测没有考虑地理因素。他可能认为，到2030年，贫穷国家将接近或赶上富裕国家。凯恩斯的预测并非完全错误。东亚一小部分经济体已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而且一大批中等收入国家不久也将赶上来。但是，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他未曾预料到的。1930年，世界人口为27亿；而如今，世界人口高达70亿，人口数量增加了2.5倍还多。即使在富裕国家，人口增长也超过了30%。凯恩斯未曾思考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为了帮助穷国，富国需要把抵达“乐土”的时间推迟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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