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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知足的第一种解释出现在蒂伯·西托夫斯基于1976年写的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无快乐的经济》（The Joyless Economy）中。西托夫斯基只是把不知足的原因归结为“坐立不安”，即我们开始厌倦拥有的东西。当我们的所有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了一种心理，它不是满足后的平静，而是不知足，就像身体痒需要抓挠一样，必须要用新鲜的事物来缓解这种状况。随着财富的增加，厌倦感也在增加，这使得人们更疯狂地寻找刺激性的体验。人的本性就是对所拥有的东西永不知足，所以我们会继续工作，去寻找更刺激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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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知足的第二种解释集中在某些商品固有的稀缺性上。顶级度假胜地、优美的园林花园以及许多其他罕有的物品，不是社会上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无论他们多么富有。需求不断升级对固定的供给造成压力，导致这类商品价格持续上升，超出普通人的收入承受范围。但是，人们没有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而是继续渴求最好的商品，虽然他们不可能拥有一切。这是另一个不知足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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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学生罗伊·哈罗德把这种稀缺商品称为“寡头”商品，他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打碎了他的导师的美好愿景。那些世界名画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们的供给不会再增加。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作品，这是对这一特殊问题“民主式”的解决办法。但是，就个人满足感而言，排队去博物馆观赏这些名画远不如在自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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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商品不一定是真正稀缺的，也可能只是“社会性稀缺”，即数量的增加会摧毁它们炙手可热的程度。只有限制人数，“未被破坏”的度假胜地才会保持热度不变。哈罗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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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人也许雄心勃勃，想着以后富有了，就可以住进纽约最好的社区，坐在最佳位置上观看演出和歌剧，去最高档的夜店休闲娱乐……资助在世的最好的艺术家。如果他靠寡头垄断来积累财富，他就有可能做到这些，但民主社会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些。如果分配不平等大行其道，较富有的人给这些稀缺商品的定价将大大超过普通人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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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对比做了进一步的探究。他发现，只有少数富人才请得起佣人，进而才能“住在大庄园里，拥有私人花园、马厩……游艇”。但是，财富分配得越平均，佣人就越请不到，也越负担不起。在尊贵生活所需的个人服务消失之后，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可以填补其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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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给哈罗德的寡头商品贴上了新的标签“地位商品”，因为能否拥有它们并不取决于我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我们相对其他人的地位。地位商品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不管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如何，它们永远属于最富有的人。因此，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展开的竞争永远都不会停止。事实上，这种竞争还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因为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地位商品的支出越来越大。地位商品的存在，使凯恩斯对每个人都“满足”的社会愿景变得暗淡，因为他们不可能都住进最好的别墅，或买到剧院里位置最佳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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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知足的第三种解释非常接近经济学家对人的看法，即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这一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凯恩斯把闲暇看作人普遍渴望的福利，但也有人把闲暇视为成本，即不工作的成本。贝克尔指出，你在剧院待一晚付出的不仅是票价，还有机会成本。贝克尔认为，个人会权衡赚钱和花钱相比，哪个好处更大。换句话说，工作和闲暇的选择基本上是一个时间分配问题。闲暇不是免费的时间，而是有成本的时间。你的收入越高，时间就越值钱。如果贝克尔是正确的，那么工时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下降的先验条件就不存在。另外，随着不工作的成本增加，工时将会上升，这样的看法同样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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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林德的《烦恼的有闲阶级》（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一书对贝克尔的分析进行了扩展。林德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人们准备停止工作，那么，闲暇的回报必须和工作的回报一样高才可以。增加闲暇产出的主要方法是用工具填满它。“就像工人工作时采用更多的工具和设备将会有更多的产出一样，如果消费者在每个单位时间里用到的‘小玩意’越多，那么他们从闲暇中获益也更多。”去海边或度假胜地时，如果不带上烧烤用具、防风用品、潜水服、冲浪板、网球拍、足球、沙滩排球和高尔夫球杆，就不算完美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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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的论述可以用来解释现代人的工时为什么没有如凯恩斯预测的那样下降。汽车、游船、房车、电视机、DVD（数字多功能光盘）播放机等都属于耐用消费品，闲暇中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收入购买它们，这等于把我们牢牢地拴在了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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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不安于现状，偏好地位性竞争，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些对不知足所做的解释都没有把某人想要的和其他人拥有的做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解释都不切实际，因为人的需求总有一种社会性。因此，社会学对不知足的解释主要着眼于需求的相对性。无论物质财富达到什么水平，我对自己拥有的都不会感到满足，因为总有人比我拥有的多。财富通常被用于消费，一旦对财富的竞争转变为对地位的竞争，它就变成了零和游戏，因为按照定义，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高地位。由于我在名牌商品上花费更多，所以我获得了地位，却导致其他人失去地位。当其他人花费更多重获地位时，我的地位又会降低。为维持和获得地位而增加收入，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不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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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凯恩斯很了解地位消费。他在一篇随笔中写过一段重要的题外话，他认为人类需求分为两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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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的同胞处于何种境地，我们都能感知到那些绝对意义上的需求。而那些相对意义上的需求，只有当我们超越同胞，拥有优越感时，我们才能感知到。我们对优越感的渴望，即第二类需求可能确实高于第一类需求。而且，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越高，第二类需求就会越高。但绝对意义上的需求并非如此，它可能很快就能得到满足，以至于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当第一类需求得到满足时，我们倾向于将更多精力投到非经济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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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凯恩斯提及社会性催生不知足这只怪兽之后，却又弃之不顾；他那篇短文的其他内容都建立在“所有需求都是绝对的”这个假设基础之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疏忽？也许他认为“相对需求”太不重要了。在凯恩斯生活的时代，大部分家庭支出都用在面包、住房、衣服、采暖和其他公共设施上，而竞争性消费只占总消费的很小一部分。如今，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家庭的大部分支出都不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而是用于购买能提高地位的商品，即使穷人也是如此。“物质商品”的概念得以扩展，它包括任何可以买卖的商品，比如想法、旋律，甚至是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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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明确定义了三种旨在提高地位的商品，其细节是技术性的，但机制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攀比商品，指的是因为其他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也想要的商品。部分是出于嫉妒心理，或者想和别人一样。这两种欲望在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促使家长更努力地工作，以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二种是虚荣商品，指的是因为别人没有，所以我想要的商品。虚荣商品迎合了人们对差异性、专属性和“与众不同”的欲望。它们不一定是最贵的，但能让他们的拥有者产生优越感。当下的例子也许包括不知名的地下乐队、异类电影和异国风情的饭店。攀比商品和虚荣商品当然互不排斥，许多虚荣商品会突然变成攀比商品，并遭到追逐虚荣者的抛弃。这种现象在艺术界和时尚界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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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以上两种商品特点的是“凡勃伦商品”，是为纪念美国伟大的炫耀性消费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而命名的。有人之所以想拥有这种商品，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昂贵，而且因昂贵而知名。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为财富做广告。在仍然讲究等级的商业世界里，旅行坐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体现了此人在公司中的级别。凡勃伦商品的另一个作用是“炫耀效应”。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明星都喜欢奢侈品，这是奢侈品具有吸引力的一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原因。价格越高，该商品就越具有专属性，能拥有之人寥寥无几。如果这类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可能也会下降。一则俄罗斯笑话把这一点表现得很到位：两名俄罗斯新富相遇，一人问：“你的领带值多少钱？”另一人答道：“1000美元。”第一个人又说：“真是运气不好，我的领带花了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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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竞争成功，就会出现更挥霍的消费，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竞争的动力。拥有金钱也许是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但也没必要炫耀自己拥有昂贵的物品。过去，花钱是告知世界我有钱的主要方式，但通过类似《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富豪榜这样的排名，某人的收入和财富广为人知，对金钱的竞争已与对商品的竞争分离开来。在商界的高管中，金钱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消费工具，还是成就的标志。正像历史上的最富者之一哈罗德森·拉斐特·亨特所说：金钱“只是记录得分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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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炫耀性消费也能带来好处，很多慈善活动均源于炫耀性消费。用自己的财富、权力或品位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渴望，使城市中坐落着宏伟的建筑，博物馆中陈列着伟大的艺术品。如今，我们在美国的亿万富翁的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行为，他们正在争相做慈善。但是，正如凯恩斯的朋友、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指出的那样，只有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势利的行为才会催生出大量令人想要拥有的商品。今天的大多数捐赠行为都带有功利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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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知足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许多所谓的“社会性稀缺”商品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它们对虚荣的消费者有吸引力，或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炫耀性消费的机会。比如，“一流”大学的学位除了可以提供“一流职位”的机会，还有满足人们虚荣心的作用。有品位的人也许只是因为稀缺性商品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而喜欢它们，通过拥有这些商品，来证明他们是有品位和财富的人。林德提出带上各种小装备去度假的想法，不仅反映了个体对与工作相当的“产出”的渴望，也反映了和其他人的小装备进行比较的心态。找不到不知足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重合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我们划分学科的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强行在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方面设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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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没必要在关于不知足的不同解释中做出选择，或者按重要程度对它们进行排序。如果不知足的程度超过某一点，它会导致我们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远，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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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存不存在不符合这种逻辑的可能性呢？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那样，不知足的倾向一直遭到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谴责。它植根于人性和人的社会性，而非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所独有。但是，资本主义通过释放出人们之前受习俗和宗教所禁锢的不知足倾向，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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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促使公司通过操纵消费者“欲望”（等方式）开发新的市场。广告毫无顾忌地利用我们不满足的倾向，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说：除非我们消费“更多”，否则，我们的生活只会死气沉沉、平庸无趣。正如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前主任所说，广告是在“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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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主义极大地扩展了地位竞争的范围。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的“普遍平等的条件”是职业道德和贪得无厌的本性成长所需的最肥沃的土壤。在欧洲，托克维尔声称没有人关心挣钱这件事，因为较低阶层的人对挣钱不抱希望，而较高阶层的人一想到挣钱就觉得俗不可耐。但是在美国，工人们相信通过辛勤工作，他们就有可能获取享受富人的奢华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在美国，社会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并存，这成为资本主义的基准状态，驱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进行相互竞争。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越大，竞争的压力就越大。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写道：“如果工资相差悬殊，人们就有巨大的动力增加所得，包括长时间地工作。”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更长；从事薪资水平差异较大职业的工人又往往比在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人工作得更努力。这可能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欧洲大陆的人工作时间更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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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对“一定数量的金钱就意味着足够”这种想法抱有敌意，认为这种想法无能却高人一等，压抑了我们改善生存条件的渴望。亚当·斯密设定了基调，他写道：“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满足，以至于不想改变或改善的人很少有，即使有这样的人，他的满足也转瞬即逝。”亚当·斯密认为积极进取之人长时间地被优雅生活的习俗标准制约（这种情况欧洲国家比美国严重），但这些人最终克服了所有障碍。以前，银行家一有能力就购买房产，并从商界退出；现在，他们也许还会购买房产，但也会持续地关注和投资股市，以此积累更多的财富。如今，与80年前不同的是，如果有人用“我的钱足够过上绅士生活了”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工作，那就太荒谬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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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资本主义通过使经济不断货币化，加剧了不知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倾向于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化，也就是说，可用货币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易于人们进行直接比较。在土地可用货币计价以前，两处房产的价值很难进行直接的比较，而今天，这样的比较毫不费力。越来越多我们重视的东西有了定价，从而进入关联竞争的范畴。比如，教育越来越不被看作过上美好生活的方法，而是增加人力资本价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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