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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以上两种商品特点的是“凡勃伦商品”，是为纪念美国伟大的炫耀性消费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而命名的。有人之所以想拥有这种商品，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昂贵，而且因昂贵而知名。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为财富做广告。在仍然讲究等级的商业世界里，旅行坐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体现了此人在公司中的级别。凡勃伦商品的另一个作用是“炫耀效应”。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明星都喜欢奢侈品，这是奢侈品具有吸引力的一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原因。价格越高，该商品就越具有专属性，能拥有之人寥寥无几。如果这类商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可能也会下降。一则俄罗斯笑话把这一点表现得很到位：两名俄罗斯新富相遇，一人问：“你的领带值多少钱？”另一人答道：“1000美元。”第一个人又说：“真是运气不好，我的领带花了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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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竞争成功，就会出现更挥霍的消费，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竞争的动力。拥有金钱也许是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但也没必要炫耀自己拥有昂贵的物品。过去，花钱是告知世界我有钱的主要方式，但通过类似《星期日泰晤士报》公布的富豪榜这样的排名，某人的收入和财富广为人知，对金钱的竞争已与对商品的竞争分离开来。在商界的高管中，金钱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消费工具，还是成就的标志。正像历史上的最富者之一哈罗德森·拉斐特·亨特所说：金钱“只是记录得分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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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炫耀性消费也能带来好处，很多慈善活动均源于炫耀性消费。用自己的财富、权力或品位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渴望，使城市中坐落着宏伟的建筑，博物馆中陈列着伟大的艺术品。如今，我们在美国的亿万富翁的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行为，他们正在争相做慈善。但是，正如凯恩斯的朋友、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指出的那样，只有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势利的行为才会催生出大量令人想要拥有的商品。今天的大多数捐赠行为都带有功利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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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知足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许多所谓的“社会性稀缺”商品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它们对虚荣的消费者有吸引力，或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炫耀性消费的机会。比如，“一流”大学的学位除了可以提供“一流职位”的机会，还有满足人们虚荣心的作用。有品位的人也许只是因为稀缺性商品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而喜欢它们，通过拥有这些商品，来证明他们是有品位和财富的人。林德提出带上各种小装备去度假的想法，不仅反映了个体对与工作相当的“产出”的渴望，也反映了和其他人的小装备进行比较的心态。找不到不知足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重合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我们划分学科的方式，这种划分方式强行在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方面设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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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没必要在关于不知足的不同解释中做出选择，或者按重要程度对它们进行排序。如果不知足的程度超过某一点，它会导致我们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远，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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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存不存在不符合这种逻辑的可能性呢？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那样，不知足的倾向一直遭到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谴责。它植根于人性和人的社会性，而非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所独有。但是，资本主义通过释放出人们之前受习俗和宗教所禁锢的不知足倾向，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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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促使公司通过操纵消费者“欲望”（等方式）开发新的市场。广告毫无顾忌地利用我们不满足的倾向，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说：除非我们消费“更多”，否则，我们的生活只会死气沉沉、平庸无趣。正如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前主任所说，广告是在“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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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主义极大地扩展了地位竞争的范围。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的“普遍平等的条件”是职业道德和贪得无厌的本性成长所需的最肥沃的土壤。在欧洲，托克维尔声称没有人关心挣钱这件事，因为较低阶层的人对挣钱不抱希望，而较高阶层的人一想到挣钱就觉得俗不可耐。但是在美国，工人们相信通过辛勤工作，他们就有可能获取享受富人的奢华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在美国，社会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并存，这成为资本主义的基准状态，驱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进行相互竞争。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越大，竞争的压力就越大。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写道：“如果工资相差悬殊，人们就有巨大的动力增加所得，包括长时间地工作。”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更长；从事薪资水平差异较大职业的工人又往往比在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人工作得更努力。这可能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欧洲大陆的人工作时间更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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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对“一定数量的金钱就意味着足够”这种想法抱有敌意，认为这种想法无能却高人一等，压抑了我们改善生存条件的渴望。亚当·斯密设定了基调，他写道：“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满足，以至于不想改变或改善的人很少有，即使有这样的人，他的满足也转瞬即逝。”亚当·斯密认为积极进取之人长时间地被优雅生活的习俗标准制约（这种情况欧洲国家比美国严重），但这些人最终克服了所有障碍。以前，银行家一有能力就购买房产，并从商界退出；现在，他们也许还会购买房产，但也会持续地关注和投资股市，以此积累更多的财富。如今，与80年前不同的是，如果有人用“我的钱足够过上绅士生活了”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工作，那就太荒谬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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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资本主义通过使经济不断货币化，加剧了不知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倾向于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化，也就是说，可用货币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易于人们进行直接比较。在土地可用货币计价以前，两处房产的价值很难进行直接的比较，而今天，这样的比较毫不费力。越来越多我们重视的东西有了定价，从而进入关联竞争的范畴。比如，教育越来越不被看作过上美好生活的方法，而是增加人力资本价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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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通过扩大以货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资本主义点燃了人们对金钱的纯粹热爱。正如马克思为了提醒我们而援引的歌德的那句话：金钱开始“爱上它自己”。期货、衍生品和其他纯粹金融产品的交易者不需要知道自己最终交易的商品是什么，他们活在纯粹的金钱世界里，失去了对商品价值的感知。如果说玩世不恭意味着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那么，世界金融的中心就是玩世不恭的滋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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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被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贪欲可以因充裕而得到满足，人们自此以后便能自由地享受文明的成果。这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固定的，也没想到资本主义会产生一股创造需求的新动力，冲破习俗和良知的束缚。这意味着，尽管今天的我们更加富裕，但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起点相比他那个时代更低。资本主义在财富的创造上取得了不可比拟的进步，却让我们无法把这些财富用于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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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建立了一种体系，把贪欲从道德的牢笼中释放出来，但人们却几乎无法把贪欲重新关进道德的牢笼，或控制住它。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这是第2章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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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格兰皇家银行在爱丁堡的新总部是一栋壮观的现代建筑，它建在一条仿商业街上，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咖啡店、药店、花店、发廊等。2009年，该银行破产。参见阿里斯代尔·达林，《绝处逢生》，伦敦：亚特兰大图书，2011年，第60页。道格·来斯·埃德沃兹写道：谷歌总部“比家里好玩多了”，那里有电子游戏、跳跃球、装着玛氏巧克力豆的箱子、果汁吧和一架钢琴。但是，缺乏组织架构的负面结果就是催生不安全感：“谷歌是职场人士的天堂，但我感觉自己不配待在这里。”参见《我感到幸运：谷歌第59号员工的自白》，伦敦：企鹅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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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旧约·创世记》：因受蛇的诱惑，夏娃和亚当偷吃了禁果。于是，耶和华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颗树上的果子，她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就是所谓的“亚当的诅咒”。——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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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美国，1984~2004年，20%的最低收入者的工时增加了26%。但是，并非所有富裕国家都是这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最低收入者的工时平均下降了5%~10%。参见《经合组织，立场有别：为什么不平等持续增加》，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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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2章 失控的浮士德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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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救赎的天使，还是会拖我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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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季扬娜，歌剧《尤金·奥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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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凯恩斯有一种矛盾的情感。为了得到好的结果，这种文明将坏的动机放出了牢笼，而把道德打入冷宫，直到我们达到富足状态，每个人才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凯恩斯写道：“至少在100年的时间里，我们和之后的几代人必须视公平为邪恶，视邪恶为公平，因为邪恶是有用的，而公平却没有用。在更长的时间里，我们会把贪婪、高利贷和小心提防奉若神明。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引领我们走出经济危机的隧道，步入光明。”凯恩斯明白，在意识层面上，资本主义文明给以前被视为邪恶的动机发放了通行证，以换取未来的酬报。资本主义文明和黑暗势力达成了交易，作为交换，它将确保让我们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成真，不再有辛劳、烦恼、暴力和不公。我们称这种交易是“浮士德式”交易，以纪念那位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著名博士。作为回报，他得到了知识、快乐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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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起源于乌托邦这个古老的梦，它变成了一个在地球上创立天堂的历史性计划，在过去的300年里，它激发了西方人的想象力，直至现在人类仍旧在为此努力。人类的雄心抱负要有道德底线，这种理念构成了现代之前所有美好生活概念的基础，但在追逐乌托邦的过程中，这一理念消失殆尽，蛰伏中的创造力和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并被寄予能将人类带向成就高峰的厚望，成为自然世界的主宰者。在这段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最伟大的思想家试图想象出一种终极状态，也就是说，到了那时，人类会感到十分满足，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自己创造的机器失控了，我们掉进了没有目的地追求进步和永无止境地追逐财富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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