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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存不存在不符合这种逻辑的可能性呢？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那样，不知足的倾向一直遭到哲学家和道德家的谴责。它植根于人性和人的社会性，而非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经济制度所独有。但是，资本主义通过释放出人们之前受习俗和宗教所禁锢的不知足倾向，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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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促使公司通过操纵消费者“欲望”（等方式）开发新的市场。广告毫无顾忌地利用我们不满足的倾向，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说：除非我们消费“更多”，否则，我们的生活只会死气沉沉、平庸无趣。正如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前主任所说，广告是在“有组织地创造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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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主义极大地扩展了地位竞争的范围。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的“普遍平等的条件”是职业道德和贪得无厌的本性成长所需的最肥沃的土壤。在欧洲，托克维尔声称没有人关心挣钱这件事，因为较低阶层的人对挣钱不抱希望，而较高阶层的人一想到挣钱就觉得俗不可耐。但是在美国，工人们相信通过辛勤工作，他们就有可能获取享受富人的奢华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在美国，社会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并存，这成为资本主义的基准状态，驱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进行相互竞争。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越大，竞争的压力就越大。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写道：“如果工资相差悬殊，人们就有巨大的动力增加所得，包括长时间地工作。”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往往更长；从事薪资水平差异较大职业的工人又往往比在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人工作得更努力。这可能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欧洲大陆的人工作时间更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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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对“一定数量的金钱就意味着足够”这种想法抱有敌意，认为这种想法无能却高人一等，压抑了我们改善生存条件的渴望。亚当·斯密设定了基调，他写道：“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满足，以至于不想改变或改善的人很少有，即使有这样的人，他的满足也转瞬即逝。”亚当·斯密认为积极进取之人长时间地被优雅生活的习俗标准制约（这种情况欧洲国家比美国严重），但这些人最终克服了所有障碍。以前，银行家一有能力就购买房产，并从商界退出；现在，他们也许还会购买房产，但也会持续地关注和投资股市，以此积累更多的财富。如今，与80年前不同的是，如果有人用“我的钱足够过上绅士生活了”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工作，那就太荒谬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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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资本主义通过使经济不断货币化，加剧了不知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倾向于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化，也就是说，可用货币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易于人们进行直接比较。在土地可用货币计价以前，两处房产的价值很难进行直接的比较，而今天，这样的比较毫不费力。越来越多我们重视的东西有了定价，从而进入关联竞争的范畴。比如，教育越来越不被看作过上美好生活的方法，而是增加人力资本价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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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通过扩大以货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资本主义点燃了人们对金钱的纯粹热爱。正如马克思为了提醒我们而援引的歌德的那句话：金钱开始“爱上它自己”。期货、衍生品和其他纯粹金融产品的交易者不需要知道自己最终交易的商品是什么，他们活在纯粹的金钱世界里，失去了对商品价值的感知。如果说玩世不恭意味着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那么，世界金融的中心就是玩世不恭的滋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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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被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贪欲可以因充裕而得到满足，人们自此以后便能自由地享受文明的成果。这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固定的，也没想到资本主义会产生一股创造需求的新动力，冲破习俗和良知的束缚。这意味着，尽管今天的我们更加富裕，但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起点相比他那个时代更低。资本主义在财富的创造上取得了不可比拟的进步，却让我们无法把这些财富用于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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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建立了一种体系，把贪欲从道德的牢笼中释放出来，但人们却几乎无法把贪欲重新关进道德的牢笼，或控制住它。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这是第2章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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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格兰皇家银行在爱丁堡的新总部是一栋壮观的现代建筑，它建在一条仿商业街上，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咖啡店、药店、花店、发廊等。2009年，该银行破产。参见阿里斯代尔·达林，《绝处逢生》，伦敦：亚特兰大图书，2011年，第60页。道格·来斯·埃德沃兹写道：谷歌总部“比家里好玩多了”，那里有电子游戏、跳跃球、装着玛氏巧克力豆的箱子、果汁吧和一架钢琴。但是，缺乏组织架构的负面结果就是催生不安全感：“谷歌是职场人士的天堂，但我感觉自己不配待在这里。”参见《我感到幸运：谷歌第59号员工的自白》，伦敦：企鹅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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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旧约·创世记》：因受蛇的诱惑，夏娃和亚当偷吃了禁果。于是，耶和华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颗树上的果子，她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就是所谓的“亚当的诅咒”。——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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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美国，1984~2004年，20%的最低收入者的工时增加了26%。但是，并非所有富裕国家都是这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最低收入者的工时平均下降了5%~10%。参见《经合组织，立场有别：为什么不平等持续增加》，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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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2章 失控的浮士德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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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救赎的天使，还是会拖我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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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季扬娜，歌剧《尤金·奥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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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凯恩斯有一种矛盾的情感。为了得到好的结果，这种文明将坏的动机放出了牢笼，而把道德打入冷宫，直到我们达到富足状态，每个人才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凯恩斯写道：“至少在100年的时间里，我们和之后的几代人必须视公平为邪恶，视邪恶为公平，因为邪恶是有用的，而公平却没有用。在更长的时间里，我们会把贪婪、高利贷和小心提防奉若神明。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引领我们走出经济危机的隧道，步入光明。”凯恩斯明白，在意识层面上，资本主义文明给以前被视为邪恶的动机发放了通行证，以换取未来的酬报。资本主义文明和黑暗势力达成了交易，作为交换，它将确保让我们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成真，不再有辛劳、烦恼、暴力和不公。我们称这种交易是“浮士德式”交易，以纪念那位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著名博士。作为回报，他得到了知识、快乐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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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起源于乌托邦这个古老的梦，它变成了一个在地球上创立天堂的历史性计划，在过去的300年里，它激发了西方人的想象力，直至现在人类仍旧在为此努力。人类的雄心抱负要有道德底线，这种理念构成了现代之前所有美好生活概念的基础，但在追逐乌托邦的过程中，这一理念消失殆尽，蛰伏中的创造力和破坏力被释放出来，并被寄予能将人类带向成就高峰的厚望，成为自然世界的主宰者。在这段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最伟大的思想家试图想象出一种终极状态，也就是说，到了那时，人类会感到十分满足，从此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自己创造的机器失控了，我们掉进了没有目的地追求进步和永无止境地追逐财富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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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乌托邦：从理想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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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一直梦想着这个世界没有苦难，没有不公平，尤其是没有工作。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花园里，“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直到后来，亚当、夏娃堕落，上帝惩罚他们必须辛苦劳作才能有饭吃。“肥沃的土地主动献出其丰饶的物产”（赫西俄德），“每条河流都流淌着葡萄酒……鱼儿会把自己烤熟，上到餐桌上来”（特勒克莱德斯），这些就是希腊诗人梦想中的“黄金时代”。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古老的梦几乎没有变化。中世纪的安乐乡到处是烤猪，它们的背上插着餐刀，四处走动。《巨石糖果山》（Big Rock Candy Mountain）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它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母鸡下的是半熟的鸡蛋，酒从岩石上淌下，而且人们会“绞死发明工作的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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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间流传的乌托邦之梦世俗而且天真，反映了人们对闲散和舒适生活的渴望。哲学家宣扬的公民乌托邦则不太讨人喜欢，他们认为人的欲望应受理性政府的约束，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满足。这种观点可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它描绘了一座由文明的精英守护者治理的理想之城，他们共同分享包括女人在内的一切，并在国家的指令下，与女性定期繁衍后代。1516年，托马斯·莫尔写出《乌托邦》（Utopia）一书，赋予这一理念以正式的名称。这部作品的描写同样冷酷残忍：各个阶级的人共同拥有财产，而不是只归统治者所有；人们一天只工作6个小时，但工作时间的缩短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而是通过定量配给饮食来严格控制人的食欲，结果“生活中的小乐趣受到了严重破坏”；饮酒被禁止，所有人都穿着相同的灰黄色衣服；闲暇时光不是用于消费（没有什么东西可用于消费），而是“快乐地学习、辩论、阅读、吟诵、写作、散步以及玩游戏”；“每个人都在盯着你，所以，你实际上是被迫从事你的工作，并适当合理地运用你的空闲时间”；女人要服从男人的命令，多次通奸的人要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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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代文明之前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是历史事实，要么是神话，要么属于永远无法重现的过去（伊甸园、黄金时代），要么在世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纯粹的想象，是飘浮在经验世界之上的梦境。正如莫尔的乌托邦对应的希腊词汇outopia所表达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除了凭借理想自身的说服力之外，柏拉图或莫尔对于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一无所知。（柏拉图充满希望地谈到要让哲学家成为国王，但我们不清楚他对此到底有多认真。）问题是，历史并没有如当时设想的那样给乌托邦的实现提供契机。它没有体现出进步的动力，就像四季轮回一样，只是一种从诞生、兴盛到衰亡的周期性过程。强大和扩张之后是奢侈和堕落，如此周而复始。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简洁地总结了这种特点：“勇猛产生安定，安定助长安逸，安逸导致混乱，混乱带来毁灭。反之，毁灭萌生秩序，秩序催生勇猛，接踵而至的是荣耀和好运。”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宣称：“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就好像另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到了20世纪，我们看到的则是斯宾格勒、汤因比和索罗金的循环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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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先知，尤其是以赛亚，率先提出了另外一种历史观，即历史是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且以正义的胜利达到高潮。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进程是有方向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正义的，而不是邪恶的。它取代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并期盼一个完满的结局，也就是“狼和羔羊同居，豹与小羊同卧”。这种历史观被早期的基督徒传承下来，其高潮时刻现在被确定为“基督的再次降临”。《圣经启示录》预言将有“一个新天堂和新大地”，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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