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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代文明之前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不是历史事实，要么是神话，要么属于永远无法重现的过去（伊甸园、黄金时代），要么在世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纯粹的想象，是飘浮在经验世界之上的梦境。正如莫尔的乌托邦对应的希腊词汇outopia所表达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除了凭借理想自身的说服力之外，柏拉图或莫尔对于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一无所知。（柏拉图充满希望地谈到要让哲学家成为国王，但我们不清楚他对此到底有多认真。）问题是，历史并没有如当时设想的那样给乌托邦的实现提供契机。它没有体现出进步的动力，就像四季轮回一样，只是一种从诞生、兴盛到衰亡的周期性过程。强大和扩张之后是奢侈和堕落，如此周而复始。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简洁地总结了这种特点：“勇猛产生安定，安定助长安逸，安逸导致混乱，混乱带来毁灭。反之，毁灭萌生秩序，秩序催生勇猛，接踵而至的是荣耀和好运。”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宣称：“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就好像另一个世纪里发生的事。”到了20世纪，我们看到的则是斯宾格勒、汤因比和索罗金的循环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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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先知，尤其是以赛亚，率先提出了另外一种历史观，即历史是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且以正义的胜利达到高潮。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进程是有方向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是正义的，而不是邪恶的。它取代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并期盼一个完满的结局，也就是“狼和羔羊同居，豹与小羊同卧”。这种历史观被早期的基督徒传承下来，其高潮时刻现在被确定为“基督的再次降临”。《圣经启示录》预言将有“一个新天堂和新大地”，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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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的种子深植于基督徒的意识之中，随时准备在艰难或动荡的时候萌芽。但是，主流基督教教义却审慎地与之保持距离。圣·奥古斯丁曾是柏拉图学派的成员，他没有把他的“上帝之城”设置在历史的尽头，而是完全置于时间之外，不过，“人类之城”却要听任古老的周期性命运的摆布。因此，神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被严格区分开来。但是，两者交织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弗洛拉的约阿希姆是12世纪的一位神秘主义者，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基础上，他独创了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体系。圣父时代因基督降生而终结，圣子时代即将结束，圣灵时代即将来临，届时，所有基督徒将在一个新的精神王国里团结起来，不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可以确定的是，约阿希姆指定的那个年份到了，又过去了，但什么都没发生，于是，他的教义被贬斥为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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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浮士德式交易相关的想法是，邪恶属于救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想法隐藏在许多基督教理论的背后。正像很多神父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亚当没有堕落，基督就不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亚当的罪就是一桩“快乐”的罪，是“幸运”的堕落。但是，开这种先例是危险的做法。圣保罗反问道：“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犯罪，以便让恩泽广存？”回答是迅速而坚定的：“上帝不许！”除此之外，基督教正统观念从未给出其他答案。为了实现未来的良善而容许现在的邪恶存在，这完全是天意。人类绝不能顺从天意，而要遵从国家的法律，法律绝对禁止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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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正统基督教派的控制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有所松动，圣保罗的问题被重新提出。雅各布·伯麦是16世纪路德教会的神秘主义者，他在上帝身上看到了一种黑暗、动态的特质，他称其为“深渊”。约翰·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是一个高尚、善辩的人物，而不是中世纪那个丑恶的半人半羊形象。威廉·布莱克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弥尔顿是“邪恶的同党，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布莱克本人比伯麦和弥尔顿更激进，他把邪恶看作一股充满生气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是对静态的、谨小慎微的美德的一个必要补充。威廉·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中写道：“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与排斥，理性与能力、爱与恨，它们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东西。这些对立产生了宗教人士所谓的善与恶的概念。善是被动的，它源于理智。而恶是主动的，它源于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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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恩斯写作“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那篇短文章时，这种神秘主义传统中的诸要素可能萦绕在他的脑海里。（顺便说一句，凯恩斯对炼金术非常着迷。）但是，凯恩斯之所以支持浮士德式交易，更直接的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纯粹世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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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经济学家：从贪婪到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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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发明了（或重新发现了）利用人类欲望管理社会的方法，而不是把它当成邪恶的想法加以矫正。马基雅维利写道，贤明的国君对待子民的方式应该是让他们有自主性，而不是对他们诸多要求，即利用子民的浮躁、虚伪和贪婪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治上，对德行的检验是以成功为标准，而不是以良善为标准。马基雅维利的教义令基督教道德家大为震惊，以至于“老尼克”在英语中成了“恶魔”的代名词。但是，他的想法还是引起了他人的注意。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都追随马基雅维利，他们把政府描述为和平地满足人类的欲望，而不是压抑人们的欲望所做的设计。在这些“现实”的国家教义背后，是一种值得称赞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把人类生活中的暴力风险降至最低，尤其是宗教暴力。18世纪是更加和平的年代，尝试将人类的激情转移到有益的事情上，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经济学家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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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时代之前，拜金主义在道德上被视为可耻的行为，而且具有破坏性。奥古斯丁斥之为人类最罪恶的行为，甚于对权力或性的迷恋。道德型政治家对此往往也表示赞同。经验表明，贪婪和奢侈会伤及文明国家的元气，使它们成为还未受到财富玷污的、好战的野蛮人的猎物。这个古老的模式支持塞勒斯特和其他罗马人的循环历史观，它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吉本的思想里依然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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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财富会导致社会堕落，这样的想法存在于武士贵族阶层或有市民武装的共和政体中。但是，在现代之前的欧洲诸国中，军人是一个特殊职业，这种想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当时，君主有充分的理由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增加财政收入，以此招募雇佣军，或者供养常备军队。如此看来，财富积累可被看作获得权力的手段，而不是削弱权力的不道德行为。如果财富和权力相辅相成，那么，经济周期最终可能会被打破，从而使持久的经济进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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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这套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主要商业强国的施政基础，如英格兰和荷兰。但是，这两个国家仍然抱持着贪婪和奢侈是不道德行为的理念。如此一来，虚伪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直至被一名荷兰裔英国三流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年）以讽刺的笔触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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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是经济学界的马基雅维利，他致力于帮助人们努力看清人性的本来面貌，而不只是相信道德家的说教。有些人明明享受到了贪婪和高利贷的好处，但嘴上却反对这么做，曼德维尔对这些人的虚伪进行了抨击。他曾写过一句著名的话：“美德是政治的产儿，正如谄媚是骄傲的生父。”这是曼德维尔可怕的一面。作为医生，他专攻“疑病症和歇斯底里性躁狂症”的治疗。闲暇时，他会写些讽刺文章和政治小册子。批评家对他的冷嘲热讽感到震惊，在有学问的人看来，他的作品具有恶魔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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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最出名的作品是《蜜蜂的寓言：私人的道德，公众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表述方式有点儿与众不同。这是一首长篇打油诗，伴有哲学评论，描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蜂窝的命运，显然蜂窝指的是18世纪的英国。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沉溺于“欺诈、奢侈和骄傲”，但通过“国家的手腕”，它们成功地将这些“恶行”转变成工商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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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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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受诅咒的有害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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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挥霍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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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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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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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了上百万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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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憎的傲慢雇用了百万人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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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和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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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工业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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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加入后，繁荣不再，蜂巢被毁，蜜蜂们开始节俭，却导致财富缩水。这种描写深受凯恩斯的喜爱，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引用了《蜜蜂的寓言》的好几个段落。曼德维尔的观点很简单：你可以富有而言行邪恶，或穷困而德行高尚，但不能集富有和美德于一身。你想要哪一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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