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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未兑现的承诺：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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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于1867年出版，在这之后的100年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出现在所谓的条件成熟的国家，而是在马克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的国家取得了胜利。1956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把关注的焦点转移至财富病。他的著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阐明，西方国家的公民现在很富裕，生计问题不再紧迫。简言之，凯恩斯所说的富足时代到来了（比计划提前了），是时候放慢增长速度去享受美好生活了。加尔布雷斯的想法相当严格，他认为应把更多的新财富投入公共服务之中。但是，他的观点被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激进分子接纳，并被转化成更加刺激的行为，即性解放。他们的偶像不是马克思，而是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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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中弥漫着一种特别容易让人兴奋的气息，这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虽然乌托邦著作和乌托邦社群在过去一直存在，但这是乌托邦有史以来第一次从阴影走到了阳光下，时间虽然短暂，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彻底摆脱辛苦、烦恼、冲突和战争的乌托邦之梦，差不多俘获了那个时期年青一代的思想和心灵。自由的爱和富足是所有乌托邦的特点，这一次也不例外。嬉皮士头上戴着百合花，他们拒绝物质匮乏时代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因为世界似乎不再需要他们为了生计而工作。在这个狂欢时刻，性、毒品、音乐、神秘主义、反战运动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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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乌托邦的物质基础是“令人愉快的不断增长的收入”，这让生于20世纪40年代婴儿潮一代摆脱了对工作的不安全感。“二战”后的25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不但比以往增长得更快，而且更稳健，甚至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趋势。人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担心消失了，这个问题不再是实现富足的障碍之一，而是享受富足的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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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倡导性乌托邦的哲学家而言，花园里引诱人的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技术。西奥多·罗斯比克提出了“技术集权主义”，它疯狂的特殊嗜好是核武器竞赛，正当世界处在重回天堂的节骨眼上，核武器竞赛却成了对世界的毁灭性威胁。《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这本书记录了这场噩梦。虽然技术也让人类摆脱了贫穷，至少北美人的情况如此，但技术是柄双刃剑。正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赖克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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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让“人性的改变”成为可能，长期以来，人类寻求改变，却因为物质匮乏而不得。事情很简单：当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和居所时，便不再需要把社会建立在“所有人都彼此敌对”的假设条件之上。我们所说的人性是“必要性”的产物，即稀缺和市场机制的必要性。新的人性（爱和尊重）也遵守必要性法则，即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收获技术时代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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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晚期，虽然学生抗议蔓延到了西方世界所有的教育机构，但其核心地带还是在美国。[11]其原因包括：“乌托邦”实验在美国有传统，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富有，以及越南战争的发生。也许最重要的元素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高。与大多数欧洲的年轻人相比，许多美国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时间更晚，可能相差五六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者把大学看作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工厂，在理论的推动下，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校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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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当中，没有谁比流亡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有影响力，他利用大量的日耳曼学识宣扬性解放的新学说。1955年，马尔库塞出版了《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它们被抗议学生奉为“圣经”。他提出的“压抑的宽容”这个词为激进分子定义了美国文明的特质。跟马克思一样，马尔库塞遵循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传统，即“所有关于真实可信的人类价值的讨论都被归结为末世论”，它“开启了一扇通往不知悔改和乐观的乌托邦大门，却不能用一个基于未被救赎世界的概念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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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尔库塞的文章常常晦涩难懂，但他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说唯一真正进步的态度其实是否认的态度，“凡存在的就不可能是真的”也是他的妙语之一。因为共识即真理这一既定事实，其实是对真理的否定，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发现真理。“批判理论”是他从传统智慧中找到的解放思想的工具。一名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大学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写道：“马尔库塞有一种独特的天赋，能让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与一群学生产生关联，看上去就像在为一部好莱坞拍摄的青少年电影分配角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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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欲与文明》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解读，但其中看不到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本能”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存在于对人性的压抑之中，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制造的“剩余压抑”里。由于工作自动化，这种压抑现在被视为多余的，但它仍被有权势的人保留着，因为这可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于是，再性化成为革命的关键。人类需要回到多行性反常的婴儿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整个身体是性快感的来源，以摧毁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压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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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写作《单向度的人》时，马尔库塞对革命的期盼已经弱化。他写道：“对社会变革的容纳，也许是先进工业社会最奇特的成就。”“消费主义、广告、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使个人融入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摧毁了“批判哲学”的任何希望。现代社会不再需要恐惧，因为它拥有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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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人》描绘了一个充斥着“快乐意识”的噩梦世界，除了它的背景是当代美国之外，堪比《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反乌托邦。技术赋予每一种本能有限且受约束的表达方式。对立的思想无须受压制，因为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文化被比作购物，异见则交由精神病专家处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快乐的世界，马尔库塞形容它为“压抑性俗化”，压抑“恰好达到能促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这就需要不停地为赶上同侪而进行激烈竞争，而且要利用计划性汰旧”……人们不必再追求解放，因为它已经被装在漂亮的礼物盒里送走了。战争会继续，但只在“外面”，即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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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快乐意识主宰的世界里，变革的社会基础消失了。工人阶级成为既定秩序的支持者，完全拒绝属于“政治无能”。自动化也许能让人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技术仍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在《爱欲与文明》这本书里，马尔库塞赞扬了同性恋等“反常性行为”的“批判”功能，“反常性行为是一种对生殖器专制的反抗”。但是，后来的版本删去了这个主题，因为“反常性行为”已成为新常态的一部分，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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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这样吗？“处于社会底层的是放逐者、局外人、其他种族和肤色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以及失业者和没有机会工作的人”，他们是革命的新幽灵。但是，他们比马克思设想用来震慑资产阶级的幽灵要虚弱得多。马尔库塞总结道：“这只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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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性乌托邦不会建立，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乌托邦是完美化的社会，它绝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为什么人们实现性乌托邦梦想的努力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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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原因是，西方经济无法兑现普遍富足的承诺。实际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运动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很快就垮台了，这些国家都是建立在即将实现富足的期望基础上，乌托邦的梦想破灭了。工作不稳定的世界重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趋势被逆转，创造性的毁灭又回来了。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恢复了以往的大部分海盗式掠夺精神，而通过政府的管理实现普遍富裕的梦想逐渐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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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乌托邦梦想也注定无法实现。马尔库塞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有“包容”社会变革的能力。事实证明，经过修正后，年轻人的性、毒品和摇滚文化与现有经济力量的延续完全相容，从而促使资本主义成功地将性革命商业化，并把它吸收、转化为可以销售的产品。无论是犯罪还是革命，暴力成为娱乐业的一个标准成分。资本主义制度展现出遭受痛击却不会被打倒的巨大能力，它就像一只巨大的拳击沙袋，无论受到多大力气的捶打，还是会反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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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选择“包容”这个词说明他预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包容也涉及多元主义。自由民主社会给许多反对贪婪的人以栖身之所。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政府和行业工会都是压抑体系的一部分，必须予以完全否定。类似地，他对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在本质上的差异及其各自的恐怖程度，马尔库塞也未能给予适当的重视。他对“死亡愿望”的过度强调，自然深受真实的纳粹大屠杀和核毁灭威胁的影响。他对核避难所的描述代表他对“快乐意识”的最大讽刺，因为里面铺着定制的地毯，就像消费型社会那样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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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无视“原罪”这个明显的事实，这是他的根本错误，也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因此，他把所有与性有关的邪恶（嫉妒、色情作品、施虐狂等）都看作人们受资本主义压抑的产物等。如果消除这种压抑，性将自动回复到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状态。这是一种肤浅的哲学，弗洛伊德从未接受它。性欲从根本上与权力、脆弱性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对它的控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任何文明生存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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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不仅忽视了色情的程度，还忽视了欲望的程度。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欲望的增长是由邪恶的生产性机器导致的，只有从这些生产性机器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欲望才会下降到“自然”水平。他并未意识到欲望是会自我增长的，除非受到道德规范的制约，否则不会停止。20世纪60年代的享乐主义，自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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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浮士德式交易的基础之上。贪婪的魔鬼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其前提条件是要让人类脱贫致富，然后永远消失。一个富足的天堂将会随之而来，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过着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快乐生活。在马克思、穆勒、马尔库塞和其他人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个神话的不同版本。虽然时间表和机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意，无论如何快乐时光迟早会到来。不然，辛劳、肮脏和心理扭曲又是为了什么呢？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光芒四射的愿景，否则它所带来的羞辱将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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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童话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魔鬼只会从字面上而不会从精神上兑现承诺。诚然，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而且，尽管没有达到凯恩斯预期的水平，工时也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富足的天堂并没有到来。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不懈地追求物质利益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要做的事情，就像穆勒说的“彼此蹂躏、倾轧、推挤和踩踏”。经济的隧道本应引领我们进入“乐土”，现在我们却看不到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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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1章所述，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假设人的物质欲望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它们会完全得到满足，我们便可自由地追求“较高层次的东西”。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物质欲望没有止境，它们会无穷无尽地增长，除非我们有意识地抑制它们。资本主义的存在恰好依赖于欲望的无限膨胀，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资本主义取得了各种成功，它还是不为人所爱。它虽然可以给予我们不可估量的财富，但却夺走了财富的主要好处，即知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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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思想家不会有这些幻想。虽然他们也像凯恩斯一样，认为攫取是人的一个内在目的或目标，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一旦目标达成，人的攫取行为会乖乖地停止。他们知道，积累财富的冲动总会倾向于过度，只有靠意志才能抑制它。他们没有想过让这种冲动摆脱道德的约束，因为他们看不到可以让其取得较好效果的“辩证法”。古代智慧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连享乐主义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也认为，快乐是通过压抑所有不必要的欲望来实现的，其中包括对财富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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