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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美好生活不是偶尔才有的，而是全体社会成员所无法企及的目标，就像“最好”和“最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一样，那该怎么办呢？如果它是一种固有的势利或对立的概念，是以其他不那么美好的生活方式的存在为前提的，又该怎么办呢？这种怀疑貌似有理，却令人不舒服。大多数古典的道德理念都流露出对卑微之人和卑贱之人的蔑视，就连基督教的美德背后似乎也隐藏着以下假设：穷人总是与我们同在（如耶稣基督所说）。如果美好生活的理念建立在尼采所说的“距离产生的痛苦”之上，那么它似乎与我们大多数人所珍视的民主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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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我们在此做出说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不是以与其他不美好的生活方式形成对比为前提的。这摒弃了大部分古典道德理念。我们不希望让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人的理想复活，这些人都生活在自身的优越感中。但是，并非所有古代的道德理念都应受到怀疑。虽然美好生活的概念在历史上和特权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表示在逻辑上它就一定需要特权。绅士只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但绅士的举止基本上适用于所有人。对于尼采的悲观主义，我们必须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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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回那些仍然存在的智慧碎片，不论是从过去的传统中，还是从我们潜意识的直觉中。找到它们，我们就可以重建美好生活的愿景。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此任务，也许就能以民主化的形式重新体验伟大的古代文明的优秀之处，即使没有它们的创造性活力也是一样。靡非斯特的成功将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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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之前，我们必须提一下其他几个意欲阻止“增长”产生强大破坏力的有益尝试。第一个运动求助于“幸福”的概念，第二个运动求助于“可持续性”的概念。我们赞同这两项运动的目标，但认为它们误判了我们反对无限增长的真正理由，这个理由关乎道德，而非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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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除了罗尔斯，知名的“中立主义者”还包括罗纳德·德沃金和罗伯特·诺齐克。其他自由主义哲学家对中立主义者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代表人物是约瑟夫·拉兹。但是，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中立主义者的影响力更大，而非他们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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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4章 幸福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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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但人们终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这些还真是让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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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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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知识分子指责经济增长并没能使人们感到幸福。1751年，让–雅克·卢梭写道：“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增加人类真正的福祉没有助益。”相反，它激发了妒忌心、野心和没有意义的好奇心，从本质上讲，这些情感不可能获得完全或普遍的满足。真正的幸福是简单的品位和吃苦耐劳这一美德的产物。它的象征是古代的斯巴达，而不是现代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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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抱怨最近再度流行，而且使用统计学作为进攻的武器。正如这一新领域的名字“幸福经济学”表明的那样，发达国家的人们虽然整体上感觉很幸福，但并没有变得更幸福。据报道，英国人的幸福水平自1974年以来几乎没变，而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加了一倍。其他发达国家也表现出相似的状况。超过某一个水平线，绝对收入和幸福似乎就没有关系了。因此，幸福经济学家建议发达国家将它们关注的焦点从国内生产总值转向国民幸福总值（GDH）。他们的呼吁并非无人理会，2010年，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发布了一项“幸福指数”，作为对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数的补充。现在，幸福已经成为严肃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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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的脱节，着实把幸福经济学家吓坏了。他们想提醒我们切记一个古老的真理，即财富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财富而活。遗憾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从正统思想中解放出来。就像其较为传统的同侪一样，他们基本上把幸福看作一种追求最大化的问题。这种方法有不小的缺点：它太过相信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更令人担忧的是，它把幸福看作简单且无条件的，可用单一维度加以衡量，却没有考虑幸福的来源和对象；你所拥有的金钱的多少成为重中之重。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一般说来，幸福适时适地地出现才是好的，悲伤的时候还是要悲伤。不考虑目的，而只把“幸福”当成政府的主要目标，这无疑是幼稚的做法。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戏剧化的描写，令人难忘。我们不想只是简单地让驾驭“幸福”的人取代驾驭“增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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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幸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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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幸福是什么，即父母对孩子有所期待，浪漫的女性期盼美满的婚姻生活。但是，若要阐明幸福的定义，我们会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幸福是“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之一，围绕着它的争论既得不到解决，也不会被搁置。总而言之，幸福是一个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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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对幸福问题的首次深入探讨，见于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Histories）一书的开篇，讲的是雅典的梭伦拜见超级富有的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的故事。克罗伊斯问梭伦，他在来这里的路上是否遇到“比其他人更幸福”的人。梭伦显然忽视了这个可以借机奉承克罗伊斯国王的暗示，反而说出了泰洛斯这个名字，称泰洛斯是他见过的最快乐的人。对此深感不快的克罗伊斯要求梭伦解释原因，梭伦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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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泰洛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城邦，他的儿子们都很优秀、正直，他看着他们又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孙辈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其次，他去世时财富颇丰，而且死得光荣。你是知道的，在依洛西斯城发生的雅典与其邻邦的战争中，他挺身而出，痛击敌人；虽然他在这场战役中战死，但他死得其所，雅典人在他牺牲的地方为他举行了公葬，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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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段文字所表达的幸福概念，既熟悉又陌生。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梭伦会提及泰洛斯的财富和他出色的儿孙，因为这些很自然会让人感到幸福。比较难理解的是，梭伦为什么会强调泰洛斯的光荣牺牲和葬礼。虽然泰洛斯的死会让他的亲人感到光荣，但这不会给泰洛斯本人带来什么好处。（当然，泰洛斯临死时可能也会感到些许幸福，思忖着自己的光荣献身。但这似乎不是梭伦的本意。）这个谜题的关键在于，通常被翻译成“幸福”的希腊语词汇eudaimonia与英语中表示“幸福”的词汇指代的不完全是同一种感觉，前者指的是一种被人钦佩和渴望得到这种钦佩的心态——事关他人的评价，而不仅是个人的感觉。如果这个概念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很奇怪的多重性——有幸福的因素，有成功的因素，有美德的因素，那是因为我们是这场概念性革命的继承者（之后详述）。这场革命让我们再也无法理解幸福的概念，而纵览大部分西方历史，以及在今天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幸福的概念是十分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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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的故事凸显了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幸福概念的另一个特点：对命运的依赖。泰洛斯的死对他的幸福至关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得光荣，还因为他的死确保他将来不会再经历失败。梭伦有一句名言，“在某个人去世之前，不能说他是幸福的”，后来，当克罗伊斯国王被他的对手活活烧死时，他想起了这句话。希罗多德的寓意很明显，在一个由善妒之神统治的不确定的世界里，夸耀幸福的言行既显得狂妄自大，又显得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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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命运的恩赐，它既不稳定，又可取消，这是梭伦眼中的幸福。它是古希腊文学的核心主题，其中悲剧作品最令人难忘。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它开始遭到所谓的哲学精英和反文化运动的抨击。哲学家们表示，幸福是智慧和美德的成果，这两者皆处于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甚至声称没有什么可以夺走一个好人的幸福，即使磨难也无可奈何。亚里士多德通常较为通情达理，他反驳道，即使幸福源于美德，它仍会受到运气的影响，因为美德本身或至少美德的发挥需要有利的条件。没有人会说普里阿摩斯是幸福的，因为他遭受了丧子之痛和亡国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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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几乎所有古代的幸福愿景都存在客观性，它们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人类来说，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者最完整、最圆满的生活？”他们并不关心人们的心理感受。基督教仍处于这个架构中，但又将这个架构拉扯得变了形，达到矛盾的极限。幸福仍是人类的生存目标，但在任何世俗的美好事物（财产）中却看不到它的身影，甚至在哲学家颂扬的品德美和心灵美中也找不到它的踪迹。相反，它存在于通常被视为不幸的事物中，比如贫穷、孤独、迫害和死亡。耶稣说：“当人们辱骂你，迫害你，对你恶言相向时，你是有福的人。”虽然与梭伦朴素的幸福概念相去甚远，但它仍符合希腊语中eudaimonia这个词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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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单词happiness（幸福）原本与希腊语词汇eudaimonia同义，指的是享受好机会或幸运，处于一种受祝福的、令人羡慕的境况。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对将士们说，“我们是少数，幸运的少数”，他预料到他们将非死即伤。这种老式语汇虽然仍出现在习惯用语中，比如“生日快乐”是happy returns，“走运”是happy chances，但它们在现代英语中多多少少被新的定义所取代，新定义是愉悦或满足的心态，它可以追溯到16世纪。哲学的发展在语义的转变上发挥了作用。正如笛卡儿和洛克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意识是人性的本质，那么幸福必然是内在的东西。曾经被视为构成幸福的要素，比如财富、荣誉、名气等，现在只是幸福的众多成因之一，而且因人而异。争论哪个“是真的”幸福，实属荒谬之举，如同第3章洛克说的那句话，你无法争辩“苹果、李子或坚果哪个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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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幸福如传统所言的那样源自良善，又如哲学宣扬的那样是一种愉悦的心境，那么，结论为良善可以带来一种愉悦的心境。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自19世纪开始至今一直在英国公共道德的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功利主义的古典形式边沁主义将“正确的行为”定义为能使总体幸福感或快乐最大化的行为，这两种行为是等同的。幸福或快乐的来源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程度。边沁有一句名言：“如果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快乐，那么大头针和诗歌一样好。”这种毫无趣味的信条对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极有吸引力，引发了他们的想象。它取代了混乱的观点，让人们看到了用机械的规则解决道德和法律纷争的希望，边沁所谓的“幸福微积分”，但如何在现实中运用这种微积分，他从未做出完整的解释。边沁发明的公式有7个向量，分别是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近似度、繁殖力、纯度和广度，这个公式及其向量可谓一出科学推理的哑剧。衡量标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功利主义，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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