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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国际比较，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其中一个困难是，各国的幸福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如果问一位美国人他近况如何，他会说“很好，谢谢”。如果问俄罗斯人同样的问题，他可能会耸耸肩说“一般”，表示情况不佳。如果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只在如何表达幸福方面有所不同，那么，不公开的调查问卷也许会得到事情的真相，但如果他们在如何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方面有所不同，那么，不管调查问卷设计得如何精细，也别指望能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感受。研究幸福感的人常常忽略第二种情况。他们假设人们知道自己有多幸福，或者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误差在全世界是均匀分布的。但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假设？那些从小到大就把幸福视为成功象征的人，很不情愿去承认他们是悲伤的，即使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也不坦诚。难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幸福指数只不过是一种盛行的“正面思考”现象？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忘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有大量的少数族群，文化方面的偏差可能不仅会影响国际调查的准确性，也会导致国内调查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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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存在翻译方面的问题。研究幸福的人必须假设，英文单词happy（幸福）在其他语言中有同义词或近义词；否则，比较可能就会失去意义。但是也不尽然，以《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文版使用的“幸福”（Xingfu）一词为例。中文的“幸福”意味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并强调牢固的家庭关系。打网球或吃橘子不是“幸福”，如果说一名妓女或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是“幸福”的人，那就是在滥用这个词语。总之，中文的“幸福”在含义上比现代英语中的单词happy更接近古希腊语中的eudaimon。在其他语言环境中，幸福调查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一般说来，跟其他国家语言中的同义词相比，英语中的happy较为轻松，没有多少严格的要求，这也许反映了功利主义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影响。情绪语义学泰斗安娜·维兹毕卡曾感叹：“在当下有关幸福的文献中，语言差异有时被研究者完全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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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幸福的人通常不在意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措辞或分数等级的设定。他们更在意的是，调查结果可以表明幸福感与某些因素高度相关，比如低血压、左脑高度活跃、健康状况良好和微笑。用专业术语来说，调查结果是“有根据的”。但是这又产生了一个哲学性的困惑。如果幸福调查必须与我们所知的幸福因素加以对照，以确定其结果是否正确，那么这样的调查又能获得什么新信息呢？如果它们与我们既有的知识相符，它们就是多余的；如果不相符，它们就是有缺陷的。因此，幸福调查最多能给我们已知的内容补充更多的细节，它们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任何全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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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有关的因素有两类：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从生理角度说，研究表明，自认为幸福的人左前脑的脑电波活动往往非常活跃，而且免疫系统强健。但是，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因素能表示幸福感呢？有研究表明，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与和幸福相关的行动、环境之间存在相关性。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很幸福，他的亲戚、朋友也会认为他很幸福。安德鲁·奥斯瓦德和斯蒂芬·吴证明美国各州的生活质量与其居民的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性，生活质量主要从日照时数、通勤时间、犯罪数字等方面去衡量。（纽约在这两项上的排名都很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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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研究可信，就表明那些说自己幸福的人一般来说确定是幸福的。然而，它们无法证明调查结果跟人们幸福的看法没有关系，因为那相当于预先假设我们已经掌握了衡量幸福感的方法，即我们凭常识就能知道是什么让人有那样的想法，以及什么对他们有利。因此，不管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作为辅助证据是多么有用，它都不能成为幸福感的最终评价标准。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假设有一位妇女，她的孩子们在暴力事件中意外丧生，她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她内心的悲伤，但她口头上却说自己很幸福。我们会认为她要么在撒谎、自欺欺人，要么在幸福的表达方式上与众不同（也许她是一位哲学家，对幸福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依据所有的表象来判断，我们不会认为她真的很幸福。幸福调查者认为，幸福不是人内心的东西，并非幸福感的所有者才能看见；幸福基本上体现在行动和事件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谈论幸福这件事将变得不可思议。因此，“我们对自己是否幸福可以做出权威的判断”，这个隐藏在幸福调查背后的假设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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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谬误在奥斯瓦德和吴写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他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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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正式的调查数据所左右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路易斯安那州受到卡特里娜飓风的重创，却在生活满意度的州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被视为不寻常的现象。于是，人们又做了各种核实。结果发现，在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之前，在用美国心理卫生协会（MHA）和美国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应用研究办公室（OAS）所做的心理健康排名中，该州表现抢眼……但是，卡特里娜飓风有可能改变了该州的人口构成，即那些留下来的人，不是该州随机抽样的样本。所以，有必要对这个州生活满意度的排名做进一步的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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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包含了很多信息。虽然奥斯瓦德和吴认识到，他们应该一直“依据正式的调查数据”，但他们又直觉地知道飓风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并因此摇摆不定。在关键时刻，他们会质疑数据，而不是修正自己关于幸福的观点。同样地（虽然此例带有批评的意味），海伦·约翰斯和保罗·奥默罗德指出，在美国，统计数据显示幸福感和暴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正好将其作为统计数字不可靠的证据，认为不存在暴力犯罪会让人更幸福这种可能性。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统计数据的规模足够大且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仍会对其结果表示怀疑。我们会怀疑调查对象不诚实或受到诱骗，又或者误解了调查问卷中的问题，但不会放弃我们对幸福因素的所有既有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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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一种束缚。幸福调查不可信，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措辞问题和测量标准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并非评估幸福感的权威人士。因此，无论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还是以自我报告的形式，幸福调查都需要外部的检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接受外部检验，幸福调查的存在就显得多余了。它们的功能似乎主要是仪式性的，即给常识性判断打上科学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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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幸福调查一无是处吗？显然不是。虽然它们不能大幅地修正我们对什么能使人幸福的常识性理解，却有可能在不明确或模糊的地方增加我们的理解。比如，有人说，同性恋者没有异性恋者幸福。但是，调查表明这两类人群的幸福感没有差异。这一点很有用，我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经验不抵触。（如果同性恋者常常板着脸，并且酗酒，我们就会对调查结果心存怀疑。）同样，调查可以帮助我们把与幸福或不幸福相关的各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排序。比如，我们都知道，失业让人感到不幸福，当知道它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离婚时，你或许会觉得有趣。最后，在关于生活状况的信息难以获得或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获得的地方，幸福调查的用处就很大。但在英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有关健康、就业、教育和婚姻等的统计数字都是现成的，可以直接加以利用，而没有必要借助幸福调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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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行幸福感的国际比较，上述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会使调查结论很不可靠。就连倡导追求幸福的知名经济学家德里克·博克也承认：“比较不同国家的幸福水平，应该慎之又慎。”毫无疑问，津巴布韦人和海地人认为自己不如英国人幸福，这并非偶然，我们也可能会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不必过于羡慕丹麦人的超级幸福感，也不必因为不知道他们幸福的秘诀而失眠。那种创建“国民幸福账户”，并把它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或对立面的做法是徒劳的。原因在于，这样的账户衡量的只是人们对幸福感的自我评价，它无法衡量幸福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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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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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自己拥有一种衡量幸福的可靠工具——超级快乐测量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推进旨在实现幸福最大化的理想吗？答案是否定的。按照幸福经济学家的理解，幸福不是一个恰当的政策目标，这和测量问题无关，而是因为它未必是件好事。把幸福设定为政策目标，无异于展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LSD（酰二乙胺）专家蒂莫西·利里称之为“享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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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幸福呢？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虽然身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但黄有光满足于重复亨利·西奇威克给幸福下的经典的边沁式定义，即幸福是“快乐多于痛苦的部分，快乐和痛苦都有广泛的含义，分别包括各种令人愉悦和不愉悦的情感”。换言之，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愉悦感，而不是客观上满意的状态。其他幸福学家虽然不像黄有光那么直接，但我们必须假设，他们在心理上认同这种关于幸福的理解，否则，他们对自我报告式调查的依赖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梭伦不需要询问泰洛斯，就知道后者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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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奇威克关于幸福的心理学概念，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奉行的标准。对于许多人来说，它只是常识。我们并不坚持这一点，我们坚持的是，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幸福不可能是至善的。无法想象，我们所有的苦难和辛劳，到头来竟然徒劳无功。于是，我们的争论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种是从现代之前的意义上理解，幸福是一种存在状态，无法用幸福调查来衡量；一种是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它达不到至善的程度。无论以哪种方式解读，幸福经济学的构想都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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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幸福学研究中，隐含了对幸福的两个认识。但是，它们都不可靠，因为它们和我们真正渴望的幸福相冲突，甚至是对立的。让我们对这两个认识分别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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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认识是，幸福感是可以加总的。也就是说，人一生的幸福是一个幸福时刻的总和。这和那种所谓的“整体”观点相反，后一种观点认为，人一生的幸福不可能拆分成一个幸福的片段。如何更好地测量可加总的幸福感，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存在着分歧。本着埃奇沃斯的精神，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应该设法测量每个时刻的幸福感，然后把所有测量结果加在一起。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则满足于依赖调查对象对自己幸福水平的评估。但是，这些分歧只在于测量方法的不同。所有研究幸福的人不得不同意幸福感是可以加总的，而不是整体的，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听从梭伦的劝告，即在死之前没有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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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许多语言，现代英语允许我们谈论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幸福，这使得我们以为幸福的一生是由许多个幸福的时刻组成的。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吗？让我们比较一下两种人生：一种人生早年历经苦难后终成大业；另一种人生是年轻时前途一片光明，最终却一事无成。我们自然会认为第一种人生较为幸福，而第二种人生是不幸福的。但是，这两种人生也许包含了同样多的幸福时刻。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第一种人生更幸福呢？答案无疑是：它让我们觉得人生之初的苦难被后来的成就弥补了。回顾过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磨炼或学徒期，是成功的人生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遭受的苦难是无法得到补偿的，除非有来生。这是梭伦口中永恒的真理：只有在死亡到来时，一个人一生的整体情况和意义才会为他人所见，或者说盖棺论定。在一个人的生命结束前评论他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就好比在一出戏剧落幕前判定它是悲剧还是喜剧，都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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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苦难无法获得补偿，这不是唯一破坏人生幸福的因素。即使人生充满了幸福的时刻，但如果这些时刻不能加总，这样的人生也不会是幸福的。我们会因此联想到花花公子，格伦康纳勋爵就是这种人，在2010年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财富都挥霍在奢华的娱乐上。据说在临终前，他说：“我的一生，就像一场派对，第二天便曲终人散。”虽然格伦康纳的一生无疑充满了幸福时刻，但我们可能不会认为他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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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弗雷德·费尔德曼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建议我们想象奥利弗·萨克斯在《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里描述的情节，比如杰米患上了科尔萨科夫综合征，所有的记忆在他脑海里存留的时间不超过几分钟。他的人生完全是碎片式的，正如费尔德曼所说，属于“短暂且不相关情节的不连贯排序”。但是，杰米并不知道自己的状况。他享受着人生的每一个瞬间，比如观察蝴蝶、玩跳棋等。杰米幸福吗？费尔德曼赞同幸福的享乐主义理论，他认为杰米很幸福。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杰米不幸福。当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幸福时，他们通常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过着像杰米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想法会把我们推向更客观的幸福理论：虽然杰米的不幸源自他的意识状态的组织方式，但他本人完全意识不到，只有其他人才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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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认识是，幸福是单一维度的。幸福经济学家认为，意识状态可以根据幸福感的程度进行排序，这与边沁、西奇威克的观点一致，但与穆勒的看法相左。（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可给这些状态赋值，用来代表其幸福程度，但这一观点具有争议。）用专业术语来说，即存在单一的幸福“货币”。日常用语中，幸福、欢乐愉悦满足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的反义词之间的区别都被忽视了。理查德·莱亚德给出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就像所有的声响不管音质、音调有什么不同，都被视为或大或小的噪声，所有的心理状态都可以被理解成或多或少的幸福感。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测量幸福的构想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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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的便利角度出发，这些假设也许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们都有深层次的缺陷。积极向上的情感有很多种，幸福只是其中之一。幸福有不同的特质，不能将这些特质简化为不同的程度。让我们举例说明愉悦、幸福和欢乐之间的差异，同时还要注意其他基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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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愉悦。边沁主义把愉悦等同于幸福，希望借此消除模糊之处。该思想认为，愉悦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只有量的不同。因此，如果幸福等同于愉悦的话，那么幸福也是可以量化的。事实上，愉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不妨想象几位朋友相谈甚欢，此时他们听到附近有人在吹奏管乐器。假如愉悦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认为，音乐的愉悦和对话的愉悦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加总的效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乐曲声对他们的谈话产生了干扰，他们无法同时享受二者带来的愉悦感。总之，愉悦不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它源自不同的事物。为了测量幸福感，而把幸福等同于愉悦，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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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幸福不等于愉悦，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完全不同。愉悦常常局限于身体（尽管不总是如此），可以想想足疗、头部按摩等。相反，幸福不表现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上。比如，某人不会因自己的大脚指头或身上的任何部位而感到幸福。愉悦发生在一段明确的时间内，比如从凌晨12点到凌晨1点。现代英语中的“幸福”有时是有发生时间的，虽然没有那么精确，比如，“我今天早晨醒来时感到很幸福，可是幸福感很快就消退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有些幸福感是没有时间维度的。比如，约翰一生幸福，并非指他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段时间内很幸福。而愉悦总是与时间有关，愉悦只是人生的零碎时点，它无法体现整个人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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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仅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它还代表了一种立场或对现实的看法。幸福是指很高兴地看到某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比如我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我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当然，也有某些例外。婴儿和动物不因任何事情就会感到幸福，成年人有时也会无缘无故地感到幸福。但即便如此，幸福感通常表现为会对这个世界做出某种举动。幸福的动物对其周围的环境感到悠闲自在，幸福的婴儿率真而且渴望沟通，幸福的人看到的世界是光明的，充满了希望和新鲜感。维特根斯坦说过：“幸福的世界和不幸福的世界完全是两回事儿。”通过改变一个人眼中的世界的面貌，把世界暂时变成一个更友善、更快乐的地方，摇头丸以这种方式产生影响。但药效过去之后，会让人感到十分沮丧，还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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