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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极端分子强烈反对对未来的福利进行打折。为什么一个生在2100年而不是2000年的人要因为我们而减少他应得的福利？难道这种“现代主义”跟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是同一类别吗？《斯特恩报告》以一个接近零的时间折价率推算，这意味着它给所有人的福利赋予的权重几乎一样，而不考虑他们是现在的人还是未来的人。（折价率不是零的唯一原因在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很小。）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为了避免因全球变暖而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我们应立即降低碳排放量，哪怕一开始的降幅很小，但到2050年要增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是有必要的。斯特恩后来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高估了一倍，在他之后的《斯特恩报告》的作者甚至给出更高的数字，相当于完全取消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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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报告》的道德标准是一种天国般的平等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年代都等同于当代，所有人都同样重要，无论他们来自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但我们的观点是人类的观点，低于天堂的层次。我们重视儿女的福利甚于孙辈的福利，重视孙辈的福利甚于重孙辈的福利，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是不负责任。尼格尔·劳森提醒我们注意杰利比太太这个人物，她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中的一位“有远见的慈善家”，她对非洲的穷人如此关心，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斯特恩的立场甚至比杰利比太太的立场更怪异。杰利比太太只是对陌生人和最亲近的人一视同仁，而斯特恩则对过去的人、未来的人和现在的人一视同仁。我们既可以不接受路易十五所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可以拒绝斯特恩的怪异观点。我们只需要知道，未出生者的福祉虽然有价值，但其价值要低于活着的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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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全球变暖而降低增长的论据非常薄弱，所以环保主义者会努力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大多数气候极端分子也对贪婪和奢侈深恶痛绝，如果生在古代，他们可能就是克伦威尔或萨沃纳罗拉之类的人。翻阅大量环保人士的文献资料，你会发现他们喜欢有节制的生活。在乔治·蒙比尔特的宣言中，清教徒的特点显而易见，他发起的运动“不是为了富足，而是为了节俭；它不是为了获得更多自由，而是为了拥有更少的自由；最奇怪的是，它不只是反对其他人，也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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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支持减缓或停止增长的环保主义者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对已知事实的务实反应。它透露出一种热情，以及一种认为事实只是附属品的意愿。即使马克思的预测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追随者仍然毫不动摇。同样地，即使当下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气候极端分子也不会放弃对长途飞行和四轮驱动汽车的反对；相反，他们将会努力寻找旨在证明节俭措施有效的新论据。环保主义的成或败是信仰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那么，这个信仰来自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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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环保主义的道德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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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的目标是，努力建立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人类帝国。自然被降格成惰性物质，服务于人类的目的；上帝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先驱者”，离人类很遥远且对我们漠不关心；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鉴于这门新哲学的出现，洛克和其他人重新诠释《创世记》，即上帝授权人类去抢夺、耕种和采集，由此在基督教新教和环境破坏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形容地球是“一台巨型机器，被交予人类按其目的加以塑造”，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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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构想及其造成的后果，激起了诗人和作家的强烈反对。华兹华斯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抗议，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包括英格兰的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美国的亨利·戴维·梭罗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其他很多人。触动这些人的不是有关污染或资源枯竭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原始的、半异教的自然即神圣的感觉，以及对人类干预产生的恐惧心理。在反思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影响时，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写道：“你所有的荣光已经打上了商贸、苦役的烙印，以致污迹斑斑。”这种厌恶感本来源自反对农耕，以及反对工业。浪漫主义培养出人们对大自然、荒野和山地的喜爱之情，这有别于以前的诗人和画家，后者主要钟情于草地和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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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民托管组织、德国的家园保护联盟和美国的塞拉俱乐部属于最早一批的环保团体，它们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喜爱老建筑和“未受破坏”的风景。它们的成员是狂热的中产阶级，有保守的爱国主义倾向，他们对工业没有责难，只要工业巧妙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即可。在本质上，19世纪末叶出现的众多漫步俱乐部的成员更多是无产阶级和左派，他们也只是想暂时离开工业文明，而不想全面废止工业文明，因为工人们很清楚他们的生计来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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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早期的环保主义者还有其他更激进的倾向，即认为他们的敌人是技术本身，而不只是技术的偶尔滥用。路德维希·克拉格斯是一名富有魅力的德国哲学家、诗人，他表达了自己独到的意见。1913年，他写道：“进步决意要摧毁生命。它以各种形式向生命发起攻击，比如砍伐森林、灭绝物种、消灭原住民和以商业的名义损毁景观。它把生物降格为微不足道的商品，就像‘牲畜’。”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也是绝对论者，1953年，在一篇论述现代技术的文章中，他指出技术在各个方面把自然“装在框里”，甚至消灭了它想要逃离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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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厂没有建在莱茵河上，不像数百年前的老式木桥那样连接河的两岸。相反地，河水被拦截进入电厂，成了电力的供应者……那么，莱茵河还是不是自然风景中的一条河流呢？也许吧。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件物品，等着旅行团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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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格斯是反犹太分子，海德格是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他们是不被现代绿色运动承认的两位先驱。“二战”后，他们的观点被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传递给左派科学家，并被阿多诺的老同事赫伯特·马尔库塞输出到美国。（马尔库塞用典型的不妥协的口吻说道：“生态运动不能只寻求现有体制的改善，还要对浪费资源和污染地球的那些机构和企业进行彻底改革。”）数十年来，环保主义已被看作一个完全“进步”的运动，只有一些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环保主义中隐藏了一种让穷人继续受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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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前，对技术的激烈批评只局限于一些学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是，有两个因素促使有关技术的批评成为主流话题。一个因素是生态学的出现，它是研究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生物的学科。生态学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生命互相依赖，人类干预会对自然造成危害。神秘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拥有一种平衡，破坏这种平衡就会付出代价，生态学为此提供了科学支持。1962年，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反对滥用杀虫剂，反响很大。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60年代，马尔萨斯的“人口威胁论”再度盛行。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出版，此后不久，《增长的限制》和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出版。新一波的环保主义思潮保留了激进主义的特点，但它真正的目标是实现工业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废止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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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流环保主义更深层次的动力仍然关乎道德、审美，甚至是宗教，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在用可持续发展的功利主义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导致所谓的“深层”和“浅层”生态学家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前者将自然本身珍视为目的，而后者把自然看作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反对全球变暖运动把自己定位于“浅层”阵营，不过，我们发现它的许多支持者都具有“深层”的倾向。）在环保主义反对技术进步的旧本能和对电脑预测的新依赖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同一批人在40年前也许会高呼“打倒技术法西斯主义”，现在却成为科技的坚定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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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和科学是环保运动的两面，它们在詹姆斯·洛夫洛克的身上实现了统一。洛夫洛克是电子俘获检测器的发明者，也是著名的盖亚假说的创始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对地球化学、生态学和控制论有广泛的兴趣，认为生物在使地球保持适合生存的温度和大气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地球可能没有从整体上被当作一个类似于有机体那样的自动调节系统。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是洛夫洛克的邻居，当洛夫洛克跟戈尔丁谈及自己的这一看法时，戈尔丁“毫不犹豫地……建议以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有机体”。就这样，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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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洛克最早提出的盖亚假说是一种纯粹的启发式工具，是一种假设，而不是事实。他在1978年写道：“如果不刻意地拐弯抹角，避而不谈盖亚几乎很难，人们似乎都知道她是一个有知觉的人。没有什么比驾船者称呼船为‘她’更严肃的事了。”但在洛夫洛克后来的作品中，这种告诫消失了。他在《盖亚时代》（The Ages of Gaia）里反问道：“如果盖亚的另一个名字是‘玛丽’，又会怎样？她在地球上是生命的源泉，她现在还活着；她孕育了人类，我们是她的一部分。”洛夫洛克在此处展示了他的两面派，一方面他认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另一方面他又认同新的异教徒。盖亚身上既蕴含着令人尊敬的自然主义，同时又富含神秘的寓意，它是为一个无法超越信仰的时代量身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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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盖亚的信息是模棱两可的。洛夫洛克的合作伙伴林恩·马古利斯称盖亚是“一个强悍的老女人”，如果她足够坚强，那么她也许能包容我们对她的一切指责。毕竟，在她漫长的经历中，她一直在承受着骚扰。但是，既也有可能不那么坚强，以至于她对这些骚扰的承受将以去除其根源的形式来实现，这个根源就是我们自己。洛夫洛克近期的作品《盖亚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aia）就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书中的盖亚不再是贤淑温柔的圣母玛利亚，而是一个泼妇。“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盖亚就像其他女神，比如卡莉和涅墨西斯，既可以像母亲一样精心养育后代，也会对违规者残酷无情，即使违规者是她的子孙，她也不会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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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预言胜过了科学。洛夫洛克灾难性的愿景并没有实证或理论基础，它的逻辑只与神话创作有关：人类的罪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而且上帝已死。正是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华兹华斯号召大自然“为它受到的侵害而报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博物学家马什也说过自然“会向闯入者寻仇”。这种言辞不仅不是好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它也不是好的宗教。大自然的现代爱好者认为它只关心自己的平衡，而不关心人类的福祉。大自然继承了上帝的愤怒，却没有继承上帝的怜悯。在宗教意识领域，盖亚代表着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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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印证了较早以前得出的结论，即持续驱动环保主义运动的是情绪，而非科学。为什么现代的绿色环保人士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呢？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担心这会破坏他们完全“正面”的论述的可信度，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坦承自己的动机将会暴露出更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有做错，但遗憾的是，环保主义中藏匿着一颗了不起的理想胚芽，承认这一理想不但不会削弱还会极大地巩固环保主义事业。我们现在就来探讨这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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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人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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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伦理学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浅层”的，一个是“深层”的。前者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资源，为了后代的利益着想，我们应善加管理。后者认为，不管大自然对我们是否有用，它本身都是宝贵的。然而，两者都没有抓住我们关心大自然的真正理由。通过剖析两者的不足，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更恰当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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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报告》及其之后的许多出版物都是浅层生态学的典型代表。浅层生态学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它认为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福祉，而忽略后代的福祉，就像我们不应该优先考虑白人或男性的福祉，而忽略黑人或女性的福祉。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是现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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