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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的正确之处在于，坚持自然的价值是其本身固有的，而不是工具性的；而他们的错误之处在于认为大自然的价值不取决于人类的看法。不管是工具性的还是固有的，所有价值都与人类的看法有关，最简单的理由在于，我们是唯一可以做出价值判断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拥有物品，但它们不会仅仅因为它们是物品或值得追求的东西就紧抓不放。“人类中心说”不是一种偏见，而只是这一事实的必然推论。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对非人类动物的关心的确是人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只有在我们了解了自己之后，我们才能学会关心，并传递这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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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价值既以人类为中心，又是固有的，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儿奇怪。这两种属性如何能同时成立呢？但是，我们都熟悉另外一种东西，其价值既以人类为中心又是内在的，它就是艺术。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写道：“有一天，伦勃朗的最后一幅画和莫扎特的最后一节音符将不复存在，因为能接收它们所承载信息的最后一只眼睛和最后一只耳朵消失了，尽管有一块彩色画布和一页乐谱仍存在这个世界上。”换言之，只有能分享我们的情感和兴趣的生物，艺术对他们而言才有价值。不能说艺术的价值只是工具性的，也不能说我们珍惜它只是把它作为愉悦的来源、文化资本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艺术的价值只能通过我们的欣赏得以体现，但它显然是内在的。既然艺术如此，大自然也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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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价值既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又是自身固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享受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陈述抓住了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清楚地表明大自然的价值是内在的（与某种生物和谐共生，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操纵它）；另一方面，大自然的价值又属于人类中心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既保留了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各自观点中正确的东西，又摒弃了各自的错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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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活动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现实案例。好园丁了解并尊重大自然的各种潜能，他不会把树木和灌木看作可以被随意修剪成任何形状或外形的“原材料”（除非他是法国人）。有些植物需要浇水，其他的植物需要松土。树枝长得太杂乱，园丁会剪枝。园丁还会喷洒杀虫剂，以消灭鼻涕虫和蜗牛。总而言之，园丁会根据人类对舒适和美丽的理解，去发挥大自然内在的价值。他和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通俗的工具关系，也不是冷酷的牺牲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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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揭示了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这种独特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在全世界对美好生活的描写中，园艺都能占据一席之地。《圣经》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花园里。《古兰经》向信徒们承诺可以住在“欢乐花园”里，那里水流常年不息，四季都有水果。古代中国的哲学家常憧憬在群山或竹林中徜徉，远离城市的喧嚣。西塞罗写道：“如果你拥有一座花园或一间书房，你就拥有一切了。”这种意愿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反复出现，它表明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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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在现代环保主义文学作品中，为什么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观念很少被提及呢？答案大概是，现代环保主义认为，该观念假设大自然是我们可以与之和谐相处的事物，大自然号召我们采取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因此，这种观念在现代环保主义看来是影响很坏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标准的现代环保主义概念中，大自然就在那里，它是真实存在的，是冷酷无情的，让人琢磨不透，不是那种我们可能（或不能）与之和谐相处的事物。关心大自然要么意味着人类要出于长期利益去管理它；要么放手，任其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这分别是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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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即使那些已经经过实证主义磨炼的人，也无法做出在哲学上最好的行为。大多数人都能分辨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和不和谐相处的行为。人们认为，凡尔赛宫的花园比斯陀园有更大的人造成分，但两者均是人类艺术创作的产物。虽然他们清楚所有的养殖行为都包含蓄意改变生命的成分，但他们还是对工厂化养殖感到厌恶。常识是实践的最终仲裁者，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行为符合大自然的特性，有些行为则违背大自然的特性。我们需要不止一种哲学理论，能从另外的角度让人们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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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顺着这个思路重新打造环保主义，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美好生活环保主义”。在实践活动中，这种环保主义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和当下的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倡导“绿色”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为了自然本身或子孙后代，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它鼓励我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去了解本地动植物的知识，享用本地的食物，有可能的话，还可以通过钓鱼、园艺和其他活动参与食物的生产过程。许多环保主义者已经被这种建议所打动，只不过大部分人都不好意思承认。其他环保主义者则继续忽视人类的利益，比如，詹姆斯·洛夫洛克建议完全废弃农业，改为食用人工合成食物，不管这样做对盖亚有多大的好处，都肯定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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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好生活环保主义不再对养殖和园艺抱有偏见，这种偏见是浪漫主义强加给我们的。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认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观点，维吉尔曾写诗赞美嫁接育苗的方法，并呼吁农民“用栽树的方法驯化野果，以免土地闲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耕方式都是无害的。笼式养鸡法和单一栽培法令人憎恶，然而，它们应被看作一种正常做法的变异，而不是农业本身堕落的表现。生态学家约翰·贝尔德·卡利科特认为：“就像一队四驱越野车一样，一群牛、羊或猪也会对大自然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甚至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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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霍普金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者钟情的“杂草和荒野”在美好生活环保主义中是否有一席之地？可能有。但是，这是由我们的关心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本身的良善决定的。人类把地球变成了一座大花园，这令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进步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兴奋不已，却令我们这些现代人患上了幽闭恐惧症。我们倾向于认同与斯宾塞同时期但更浪漫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观点，穆勒赞成保留荒野。但是，不管保留荒野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否令人向往，它在实践中却是一种矛盾的行为，因为一片荒野之所以能够保留目前的状态，是因为有人类的干预，但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荒野了。非洲的稀树草原受到科学家的严密监控，实际上它已经成了大型公园，和英国乡野公园的不同只在于规模的大小。如果我们按照公正的标准去做，不仅允许科学家和探险家进入荒野，普通度假者也可以进入，那么荒野的受损程度将更大。所以，不管我们的意图是什么，也许我们都会把大自然变成一座大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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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者不会不承认他们更倾向于保护雪豹，而不是香茅蚁。如果硬要求他们解释原因，环保主义者只能说雪豹是一种美丽的野兽，它在艺术和纹章学方面历史悠久且地位显著。可以确定的是，这属于人类中心论，但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深层阵营的生态学家设想，如果将人文内涵从大自然中剥离，大自然就会显露出其全部内在价值。其实，反过来想才对。从大自然中剥离人文内涵，我们根本做不到，否则，我们得到的将是毫无内在价值的东西，比如煤或石油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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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者会严肃对待人口增长的问题。2011年，世界人口超过70亿大关，虽然人口增长率在下降，但绝对人口数却在攀升。不管人口增长是否会引发一场马尔萨斯人口威胁论所预言的危机，它都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凯恩斯将“控制人口的能力”设为达到“乐土”状态的前提条件。如何获得这种能力是一个急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超越了本书探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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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环保主义有何经济寓意呢？保护农业，限制超市的数量，鼓励手工制作食品，这类政策虽然经常被人误解为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但它们是舒马赫等环保主义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倡导的。这些政策会对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其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但是，法国和意大利比英国更成功地保持了它们的农业传统，而且增长也未有明显下降的迹象。不管怎样，这些都不是关键。对于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而言，减缓增长不是目标，而是采取了正确措施之后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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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这些理念的环保运动，将不再依靠科学的断言，因为那些断言既不确定，又不相关。即使确实存在着增长的自然限制，它们也要过很长的时间才会起作用。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最终的匮乏上，无异于谴责我们过去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的消费主义是愚蠢至极的做法。此外，美好生活环保主义还会驱散笼罩在自己身上的道貌岸然的道德主义氛围。它将提醒我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不是牺牲，而是值得热切渴望的东西。大自然既不是我们随心所欲使用的原材料，也不是一个索求祭品的怪物。正像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常说的那样，它是“沉睡的精灵”，默默地承载着生命。如果我们无理地对待大自然，我们就是在摧毁自己生存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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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6章 美好生活的7个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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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箪疏食一壶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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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诗书树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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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为阿侬歌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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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瀚海即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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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玛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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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人们热衷于消费和工作，主要是因为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景从公共讨论中消失了。每年的收入为500英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凯恩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设定的美好生活的标准早就不在了，只剩下“与自己地位相等的邻居”的财富状况作为我们的参照物。如果我们要重新讨论什么是足够，我们必须再问一遍：怎样才算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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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3章所述，美好生活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或值得向往的生活，而不仅是很多人想过的生活。通过做调查问卷，我们无法得知问题的答案。但是，美好生活也不会和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人的愿望完全不同。与科学不同的是，在道德层面上，不太可能出现普遍的错误，因为道德标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不存在道德专家。亚里士多德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探讨道德问题时会先收集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这些人中既有普通人，也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意识到，普通人的经验中也有智慧。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广大的层面上做同样的事，不仅可以收集现代人的看法，还可以借鉴过去各个时代所有文明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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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此处，有人通常会指出道德信仰和惯例的巨大差异。面对这样的多样性，我们该如何谈论类似“美好生活”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谈论难道不是沙文主义，甚或更糟的“文化帝国主义”，即相当于把我们自己的偏好强加于那些持有异议的人身上吗？我们不是应该把我们的抱负限制在一个中立的规则体系之内，允许不同信仰的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吗？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这是大多数现代自由主义的特点，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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