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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国底层阶级的规模永远难以确定，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因丧失工作能力而接受救济的人增加了三倍，到2006年这一人数达到270万，这足以说明问题。参见卡罗尔·布莱克，《为更健康的明天工作》（Working for a Healthier Tomorrow），伦敦：就业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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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7章 这个时代需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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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认为已经完全征服它并可以安然享受它的时候，它却总是躲避开来。我们对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境，令人喘不过气来，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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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保罗六世，《八十年》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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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家假设，随着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理性人，他们将会而且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去更多地享受生活。我们已经指出妨碍凯恩斯预言实现的两个障碍：一个是权力关系，一个是人类无休止的欲望。二者共同作用，产生了贪得无厌的心理，它导致社会走向持续且无目的的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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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无疑是在给贪得无厌火上浇油。尽管已实现社会富裕，但我们还是被不断告知要准备接受进一步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勤劳民族的挑战。“历经亚洲世纪而存活”是典型的呼吁人们采取目的性行动的口号，“在这场比赛中，英国处于第一方阵，但仍有4个劣势困扰着英国：企业投资量少、技能基础薄弱、创新型和生产型企业不多、在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的占有率低”。但是，如果英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拼命抢占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的份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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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竞争中拔得头筹，我们仍旧维持着这样的做法：牺牲享受，赞美贪得无厌。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世界的一隅，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衰退阶段，但英国的领导者只会建议让经济增长永远持续下去。衰退的迹象主要表现为金融成为主宰，而且越来越不理智，起不了什么好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和美国的利己资本主义是为富豪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这些人掠夺成性，一边攫取最丰厚的利益，一边用自由和全球化来为自己正名。政治领袖继续享有话语权，公众却无从监督，甚至不了解实际情况。英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道德的沦丧，它之所以被英国人容忍，只是因为消除它的积弊需要伤筋动骨，以至于根本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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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近代，经济增长这一理想才被视为没有结局的结束。1959年，当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告诉选民们“从未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时，他是在附和当时广泛抱持的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迅速地接近消费稳定期，未来的主要问题是确保新的丰收果实得到民主的分配。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极有影响力，其对个人富裕和政府贫困的设想就把握住了这种情绪。如第2章所述，对富裕的臆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技术的强烈反感，还有在心理上与工作世界的疏远，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乌托邦运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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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对乐土状态即将到来的认知，会促使20世纪80年代达尔文式资本主义的复兴？是什么促使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掌权，从而导致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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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马尔库塞的追随者视角，我们不难看出，乐土状态是一种幻觉。随着相对欲望的力量增强，较富裕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加贪得无厌，而不是欲望减少。但是，这一长期趋势无法解释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突然崩溃，要知道，它已经让富裕国度看到了普遍富足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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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迅速和断然地打败了其他所有经济政策的目标呢？简单而令人惊讶的答案是：由于它承诺将实现永久的充分就业，也就不存在其他经济政策目标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想再度集中在产出效率上。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存量，这更符合经济学最大化的宗旨。经济增长之所以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收入统计工具的出现，它使得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成为可能。在两次极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让人人们生活更富裕，而不是使国家更好战，似乎成为一个显著的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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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离我们今天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达尔文式资本主义还有一段距离。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两人为增长哲学添加的基本要素就是对市场体系的理想信念。加快增长的方法不在于制订计划，而在于开放市场，使之免于政策的约束，通过减轻税负、削弱行业工会的力量，以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方式来扩大市场。这些措施多管齐下，有助于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政策认为，收入差距的加大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能调动财富创造者的积极性，而且借助涓滴效应，财富会从富人流向穷人。阿代尔·特纳称这套思想为“工具性传统智慧”，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它成为政治世界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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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们探讨过不知足，而导致欲望无穷无尽的因素正是基于市场的增长哲学。“为增长制订计划”的需求，只不过是想将穷人的福利逐渐提升至富人的水平。相反，依赖市场引导的增长，则标志着对增长过程的社会结果失去兴趣。经济制度要适应市场所追求的个体满足最大化的目标，人们不再在整体的背景下看待个体，整体只不过是个体的加总。这种把经济生活简化为粗俗的个人主义的做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学中，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学取代了研究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在政治思想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取代了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种市场秩序也会受到法制的约束，但对于个人追求财富不再有任何道德、政治或文化上的限制，唯一的限制可能来自增长本身的自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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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上的任何大的转变，都需要危机的刺激。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而言，它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即弥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作为充分就业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上升。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见解：现有体制已经僵化；行业工会的权力过大；税率不仅具有再分配性，还具有惩罚性。但是，凯恩斯式社会民主的破坏性更明显，表现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价格上涨方面。以今天的币值计算，这意味着富有的石油进口国向石油生产国累计支付了1.9万亿美元。能源成本的增加导致石油消费国的实际收入下降，面对工会组织领导的反对减薪运动，压力最初落在了利润上，而不是工资上。放弃充分就业的承诺，消除工会对薪资的控制，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些都成为支持自由市场意识的具体方案。实际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把经济的决定权交回到商人手上。政府在管理、支配、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被大幅削弱，政府放弃了引导市场力量向理想社会发展的企图，把自己限制在为市场成功运行提供框架条件的位置上。通过让贪欲摆脱公共政策的约束，国家的财富增长得更快，等于把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观点重新演绎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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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里，只要一切按部就班，资本主义就永远不会消亡。凯恩斯关于满足的概念没有了立足之地，制度的进步会创造出新的欲望，并激起对地位的无限竞争。如果富裕的社会满足于既得成就，工作更少，消费更少，只要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可以用全球化的逻辑和收入不平等来予以反驳。但是，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会出现也不可能按照计划运行，否则在经济和道德层面都会出现效率低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只是因为我们对积累财富是为了什么失去了判断力，而财富是美好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除了少许例外，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流思想认为，政府应在个体的选择上保持中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必然会将制度和工具的选择权交给财富最多和权力最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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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在西方社会，还存在什么智力、道德和政治资源，能够打败贪得无厌，把我们的目标重新引至美好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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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道德碎片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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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著作《德性之后》（After Virtue）中，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邀请读者一起想象一场摧毁自然科学的灾难，残存的是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脱离开的事实碎片。麦金泰尔表示：“在我们居住的真实世界里，道德语言和我描述的虚构世界一样，都处于严重混乱的状态。”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以往的道德碎片，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察出灾难的发生。专门研究道德问题的学科也没有意识到，它们只察觉到了碎片的存在，并且围绕这些碎片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道德争论无休止的原因，在不同道德信仰之间保持中立立场，被视为一个现代自由国家唯一可以采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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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泰尔想象的灾难，就是现代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兴起。因此，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完全退出政治领域，这是一种新式的禁欲主义。他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总结道：“在此阶段，重要的是地方的社区化建设，礼仪、智识生活和道德生活在那里得以继续……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而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圣本笃[26]。麦金泰尔的话让我们想起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环保主义组织及其种种开创性举措，比如美国的自愿简朴运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慢食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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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泰尔对文明的弊病进行了权威性诊断，但他对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过于悲观。事实上，直到最近，西方世界的公共政策都是依据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概念制定的，即使不是那么明显，也隐含其中。这些想法不是注定会失败，其中一些在我们公共生活的某些地方仍有影响力。只需要一点儿政治勇气，就可以恢复它们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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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还能看到的较古老的道德碎片中，最详尽的就是天主教教义了。天主教教义主要呈现为12份教皇通谕，从1891年的《新事物》通谕到2009年的《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这些教义当然是天主教的财产，但我们无须成为天主教教徒或基督徒也能欣赏它们。与许多基督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永远向顶级的异教徒敞开智慧大门。天主教对财产的保护，对公平价格和工资的呼吁，对贪婪和高利贷的谴责，不仅产生自福音书，也源于亚里士多德。天主教教义中属于基督教特有的，却非常不同于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地方在于，它强调工作是人赎罪所必需的工具。（教皇庇护十一世写道：“人类生来就要劳作，如同鸟类要飞翔一样。”）即便如此，天主教也从未将不懈的劳作视为一种理想。20世纪初，美国神学家约翰·瑞安写道：“真实且理性的教义是，当人类生产出足够的必需品、合理的舒适和便利，以供全人类使用时，他们应该用余下的时间培养智力，磨炼意志，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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