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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策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自由的国家要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个人的工作时间和消费水平，使之趋于合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极力倡导非家长主义，他们认为个体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判；即使不是，他们也可以自由地犯错。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应拥有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的自由，而且应由消费者需求来决定生产内容，因为只有个体消费者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说来，大多数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政府在这些事务上偏离了中立立场，就触犯了个人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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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场可被视为非强制性的家长主义。我们认为，政府权力可以被用来推广基本元素，但仅限于它不会毁灭“个性”这个基本元素。因此，我们总是倾向于采取非强制性措施，而不是强制性措施。所以，我们下面的建议涉及鼓励或劝阻某种行为，但对个人的自由权不做任何新的限制。事实上，我们的建议旨在增加个人选择的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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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中，我们指出了工作时间长的原因：一是相对于劳动力，资本的力量更强大；二是没有止境的欲望，广告对它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第一个因素关乎实际收入的多少，人们不得不为之忍受工作的痛苦；第二个因素关乎人们所需要的收入。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现有体制以牺牲闲暇为代价，增加了工作的强度和时间。第一个因素阻止收入中位数与生产力同步增长，第二个因素则诱发在任何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冲动。因此，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确保收入的分配更加平均，又要减轻消费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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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反映生产力的水平。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力提高的成果归所有人共享，那么平均工时在1980年后可能会持续下降。但事实上，一方面资本吸收了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领域，生产力的增长很难衡量，与生产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工资机制已经失灵，致使公共部门不得不依据公共财政的状况来发放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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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凯恩斯在1930年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按他设想带来的收益的方式得以解决。凯恩斯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寻找节省劳动力的方法的速度比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更快。然而，制造业自动化不仅没有使休闲时间大幅增加，反而导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行业，人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维持生计；而那些没有被吸纳进服务业的劳动力要么失业，要么成为临时工。诚然，后一种方式减少了总工时，却大幅增加了就业的不确定性，与安全这个基本元素相冲突。与此同时，实际收入的增长停滞导致人们的负债增加，因为无止境的消费欲望无法用工作收入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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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是富裕社会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但是，服务业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倾向于满足“寡头财富”的需求。事实上，我们慢慢地退回到人类社会早期的状况，那时的社会分成两个阶级：少数食利者和奴仆。凡是那些掌握大量财产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各种服务，而这些服务则由那些因缺乏财产而被迫长时间工作的人提供，比如司机、园丁、家仆、清洁工、保姆、家庭教师、健身教练、美容师、宠物美容师、店员、服务员等。在这种社会里，由私人投资为富人提供的高档服务与由共投资为其他人提供的低档服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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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足时代，这将是一个可怕的结局。我们如何能避免它呢？我们需要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只有当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提高到现在少数富人的水平，平均工时才会持续下降。在英国和美国，最高收入和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差距已成为鸿沟。我们应该不断努力，提高教师、护士和其他公共服务人员的收入。这要求较高的税率，正因如此，相对一开始在收入分配方面就较为平均的国家而言，它会遇到更多的政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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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还不够。雇主除了可以决定雇员的薪酬之外，还能决定雇员的工作条件和时间。对于雇主而言，雇用更少的人，并让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这比雇用更多的人更划算。结果，劳动力市场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不想长时间工作却被迫工作的人；一边是想工作却得不到足够工作时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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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立法逐渐减少工时，限制周工作时间和（或）增加法定休假时间。此法毫无新意，因为自从19世纪初《工厂法》颁布以来，工时已经得到控制。今天，《欧洲工时法》将每周工时限制在48个小时以内，2000年，法国立法规定每周工时不超过3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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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之下，雇主和雇员就可以公开协商弹性的退休时间和工作分享的安排。工作分享可以打破“劳动力总量固定”这个一直被经济学家回避的谬误，也就是说，工作数量有限，应该让所有想工作的人一起分享。如果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增长最大化，那么，肯定要反对这种做法。但是，如果不把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在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的世界里，工作分享就是实现劳动力供需平衡的文明方式。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岗位上也可以实行工作分享，但需要额外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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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的普遍减少并不会导致大多数人工资的下降。举例来说，荷兰人比英国人的工作时间更短，但平均薪资比英国人更高（荷兰人为4.2万美元，英国人为3.6万美元），而且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比较平等。工人在更短的工时里努力工作，或者雇主改善工作方法，生产力甚至还会提高。1974年，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尝试让英国人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周工作3天，而这段时间的生产量几乎没损失。20世纪80年代，大众汽车公司把每周工时从36个小时降到28.8个小时，以避免裁减3万名工人，结果表明，工厂的生产力反而提高了。更短的工时意味着工厂可以安排更多的轮班，虽然每个员工的工时减少，但总的生产时间得以增加，由此降低了单位成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的方法也被引入了欧洲其他地区，以抵消大规模的工业“缩编”。这种方法至今仍在起作用，而且证据表明它是有效的，不仅减少了工时，而且平衡了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收入，还提高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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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大量证据显示，如果条件允许，并且收入的下降幅度不太大，人们愿意牺牲部分收入以换得闲暇。1993年，丹麦的一项法律规定，人们有权间断性地工作，同时有权不间断地获得收入，从而创新了工作分享的方式。每4年或7年，雇员可选择休假一年，也可以把这一年时间分割成若干时间段。在他们休假期间，没有工作的人可以代替休假的人工作，休假者只领取60%的工资。行业工会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法律条文来减少公司员工的工时，以增加固定工作的数量。虽然工时短的工人工资也更少，但这是他们的选择。不像经济学家想的那样，许多工人并没有把生活水平和收入画等号，丹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收入提升了闲暇的价值，但收入无法代替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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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分享方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许多工资低的工人却负担不起，他们十分需要全职工作的收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收入这个概念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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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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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是国家支付给一个社会的正式成员或合格居民的收入，不管他或她是否愿意从事有偿工作，不管他或她是富有还是贫穷，也不管他或她的家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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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必须和最低收入区分开来，后者的目的是防止人们的收入降至贫困线以下。最低收入是根据收入调查的结果来确定的，而且和就业市场挂钩，它要求领取者必须积极地寻找工作（在英国，失业救济被重新贴上“求职者补助”的标签），或者被用来补充极低的薪水。相反，基本收入是向所有公民无条件支付的收入，理想情况是支付的金额足够高，从而使他们有权选择工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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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方案有时也被称为公民收入计划，它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托马斯·潘恩、19世纪的查尔斯·傅立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不无赞赏地提到他们），等等。后来，拥护它们的人有贵格派信徒和社会主义者，以及詹姆斯·米德、塞缪尔·布里坦、安德烈·高兹等人。1943年，自由主义者里斯·威廉姆斯夫人提出“社会红利”的概念，建议把它支付给所有家庭，不论收入多少，其资金来自所得税，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还有其他一些建议，比如弥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即给所有收入低于某个门槛的人支付一笔现金，它视为一种花费比较少的社会保障方式。当劳动力供需平衡时的工资无法维持人们的生活时，基本收入等办法就会被当成补充工资的方式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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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较早的主张都是基于权利或资格而提出的，典型的说法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分享国家的财产，包括大自然或继承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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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所有人都无条件地享有的情况下，基本收入通常会引发两种反对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它会导致人们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另一种声音是社会过于贫穷，以至于负担不起基本收入。由于存在这两种反对意见，基本收入方案只在少数地区能看到，比如阿拉斯加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们的财富主要来自自然资源，无须费太多力气就可以开采出来，因此能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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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问题不是匮乏而是富足，当政策目标不是增长最大化而是保证基本元素的实现时，这两种反对意见就站不住脚了。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收入计划的目的就成了使闲暇更具诱惑力，同时弱化工作的吸引力；此外，富裕的国家更能够负担得起向它的公民支付基本收入。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将使非全日制工作成为可能，因为现在许多人不得不从事全职工作；它也允许工人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开展工作，而这个选择权现在掌握在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手中。2005年，塞缪尔·布里坦阐述了基本收入的原理，这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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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位公民都成为承租人。私人财产和不劳而获虽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谴责，但它们本身并不邪恶。问题在于，拥有者太少，以至于能够享受它们提供的个人自主权的人非常少。无疑，在很多人向往的美好社会里，这些优势应由更多人共享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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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基本收入有两种替代的表现形式：捐赠资本（capital endowment）和有保证的年薪。有人指出，经分析发现，它们其实殊途同归，捐赠资本是预期未来收益的折现值。但资本给它的所有者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靠收入生活，要么靠资本生活，比如买房子、创业、储蓄或挥霍一空。有保证的年薪会让人们的生活更有保障，而捐赠资本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自由权。总的来说，我们更喜欢捐赠资本，因为它可以实现更广泛地分配可支配资产这个目的，从而为实现尊重和个性这两个基本元素奠定基础。但是，既然单个基本元素不应排斥其他基本元素，基本收入方案就可以包含资本和收入两个部分，或者可以让人二者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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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可以让全体公民脱离贫困线，负担不起基本收入的论调在富裕社会是站不住脚的。在1989年出版的《阿嘎索托比亚：合伙经济学》（Agathotopia）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认为，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相当于失业救济，通过资本税和国有但由私人管理的信托投资产生的收益，全体国民得到了资助，它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还有人指出，污染许可证就像碳排放额度，它的出售足可以为欧盟1500欧元的基本收入提供资金。资本交易税又称托宾税，它是另一个潜在的基本收入来源。2001年，两名美国教授布鲁斯·阿克曼和安妮·奥尔斯多特，提出了一项昂贵的捐赠资本计划，建立在对私人财富征税的基础之上。2001年，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戈登·布朗设立了“婴儿债券”计划，即儿童信托基金，朝着全民捐赠资本计划迈出了一小步，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每个新生儿提供一份价值800英镑的免税债券。[28]它有可能成为一项更大的捐赠资本计划的一部分，后者汇集了来自社会保障税、资本和交易税的收入，以及政府信托投资的收益等。但是，在英国联合政府于2010年开始执政后，为削减开支而叫停了该捐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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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基本收入方案只会导致人们懒惰和放荡。有保证的年薪将使大部分成年人变成依赖国家的寄生虫，浑浑噩噩、萎靡不振。如果把捐赠资本发放给不负责任的18岁年轻人，这些钱很快就会被花在毒品和名牌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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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是不能被忽视的，但是，也有两种积极的可能性。第一，领取捐赠资本的人没有理由比其他财产继承者做得更糟，当资本不是一笔独立的意外收获（比如中彩票），而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时，尤其如此。当然，也有很多富家子弟挥霍或赌输了他们继承来的财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富人在维护他们的财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不是完全靠自己做到的，财产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承，比如信托，它对继承人转让财产的能力做了限制。同样的限制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捐赠资本的支配上，它们有被放纵的人“挥霍掉”的风险。通过限制它们只能用于许可的项目（比如教育），并将领取者的年龄延后至30岁或以上，资金被挥霍一空的风险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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