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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位公民都成为承租人。私人财产和不劳而获虽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谴责，但它们本身并不邪恶。问题在于，拥有者太少，以至于能够享受它们提供的个人自主权的人非常少。无疑，在很多人向往的美好社会里，这些优势应由更多人共享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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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基本收入有两种替代的表现形式：捐赠资本（capital endowment）和有保证的年薪。有人指出，经分析发现，它们其实殊途同归，捐赠资本是预期未来收益的折现值。但资本给它的所有者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靠收入生活，要么靠资本生活，比如买房子、创业、储蓄或挥霍一空。有保证的年薪会让人们的生活更有保障，而捐赠资本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自由权。总的来说，我们更喜欢捐赠资本，因为它可以实现更广泛地分配可支配资产这个目的，从而为实现尊重和个性这两个基本元素奠定基础。但是，既然单个基本元素不应排斥其他基本元素，基本收入方案就可以包含资本和收入两个部分，或者可以让人二者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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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可以让全体公民脱离贫困线，负担不起基本收入的论调在富裕社会是站不住脚的。在1989年出版的《阿嘎索托比亚：合伙经济学》（Agathotopia）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认为，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相当于失业救济，通过资本税和国有但由私人管理的信托投资产生的收益，全体国民得到了资助，它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还有人指出，污染许可证就像碳排放额度，它的出售足可以为欧盟1500欧元的基本收入提供资金。资本交易税又称托宾税，它是另一个潜在的基本收入来源。2001年，两名美国教授布鲁斯·阿克曼和安妮·奥尔斯多特，提出了一项昂贵的捐赠资本计划，建立在对私人财富征税的基础之上。2001年，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戈登·布朗设立了“婴儿债券”计划，即儿童信托基金，朝着全民捐赠资本计划迈出了一小步，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每个新生儿提供一份价值800英镑的免税债券。[28]它有可能成为一项更大的捐赠资本计划的一部分，后者汇集了来自社会保障税、资本和交易税的收入，以及政府信托投资的收益等。但是，在英国联合政府于2010年开始执政后，为削减开支而叫停了该捐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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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基本收入方案只会导致人们懒惰和放荡。有保证的年薪将使大部分成年人变成依赖国家的寄生虫，浑浑噩噩、萎靡不振。如果把捐赠资本发放给不负责任的18岁年轻人，这些钱很快就会被花在毒品和名牌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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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是不能被忽视的，但是，也有两种积极的可能性。第一，领取捐赠资本的人没有理由比其他财产继承者做得更糟，当资本不是一笔独立的意外收获（比如中彩票），而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时，尤其如此。当然，也有很多富家子弟挥霍或赌输了他们继承来的财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富人在维护他们的财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不是完全靠自己做到的，财产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承，比如信托，它对继承人转让财产的能力做了限制。同样的限制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捐赠资本的支配上，它们有被放纵的人“挥霍掉”的风险。通过限制它们只能用于许可的项目（比如教育），并将领取者的年龄延后至30岁或以上，资金被挥霍一空的风险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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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要依靠教育，鼓励人们享受闲暇。目前，教育只是向学生提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于他们就业。我们预测，未来的教育将完全清楚这一点：人一生的工作时间占其清醒时间的比重呈递减态势，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变成为就业市场之外获得人生满足做准备。大部分为富家子弟提供教育的私立学校认识到了闲暇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向学生提供全面的课程，但公立学校却变得越发功利。如果富裕社会想要避免少数人过着美好生活，而多数人劳苦一生的情况，就必须对公立教育的理念进行大幅改革，公立教育的经费也要有所增加。过去，很多思想家都主张，为了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教育方面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和提升，这其中不乏经济学家的身影。只不过，后来经济学放弃了这一抱负，把学校当作人力资本的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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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来看，基本收入方案不会阻止人们工作，许多人只把基本收入当作他们所挣工资的补充。有些人想从事无偿工作，他们现在就可以这样选择。有些人想放弃无聊但高薪的工作，改为从事有趣但薪酬较少的工作，他们现在同样可以这样选择。在我们看来，自发和自主的活动都是闲暇，因此受到欢迎。它们的目的都是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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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消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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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消费压力是减轻工作压力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我们工作主要是为了消费，所以，我们消费得越少，工作的欲望就越弱。但是，我们的社会鼓励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即使那些负担不起的人也是如此，这是新富阶层不再“游手好闲”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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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5日，一份伦敦的报纸报道说，已占领了一名神经科医师在哈利街的家。该神经科医师表示，他每周必须工作60个小时，才能供得起他的那栋价值100万英镑的房屋的9成房贷。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完美写照。富人为了梦想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穷人则展开报复。我们的神经科医师税前需要挣多少钱，才能偿付90万英镑贷款的本息呢？根据借贷条款和年限的长短，每年大约需要偿还20万英镑。这意味着加班将成为他工作的常态。这样一栋房子连同住在里面的人（这位神经科医师的妻子已怀有身孕），需要很多钱来维护和养活。他们需要请一两个佣人、一个保姆、一个私人教练（为工作60个小时储备体力），需要拥有家电、假期和服装，也许还会有两个孩子。毫无疑问，这些开销是像这位神经科医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所必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拥有价值100万英镑的房子使这位神经科医师跻身成功年轻人的行列，但他的年长的朋友或熟人也许拥有价值200万或300万英镑的房子，还有自己家的游泳池。因此，一周工作60个小时还是不够。我们的工作不断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我们的欲望又不断地加重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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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经科医师是一位炫耀性消费者，但是，他的消费冲动不仅限于奢侈品。现代资本主义从各个方面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安慰剂，以及对我们长时间的非理性工作的虚伪奖励。通过给孩子购买玩具，而不是抽时间陪伴他们，家长将“强迫性消费主义”的理念传递给孩子。诚然，许多进入市场的创新商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它们同时加剧了消费竞争，从而阻止工时的下降。对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抱怨声之一是，它制造出的工作过多，而闲暇过少，导致友谊、爱好和公共服务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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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减轻消费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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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在用税收以及其他政策影响消费。它迫使人们为他们不想要的服务缴税，并剥夺了他们想要的服务，比如更好的教育、医院和铁路。国家对消费的影响在公共物品方面表现得更明显，这种产品对社会有益，无论人们想不想购买它们。例如，免费的学校午餐，经济适用房的补贴，为穷人提供的免费医疗，等等。其他政府补贴的例子还包括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剧场和歌剧院。当然，也存在所谓的“公害物品”，比如烟草和酒精，法律并不鼓励人们消费它们，政府会对它们征收“罪恶税”。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隐晦地指出，政府是代表消费者利益采取行动的，或至少是为了消费者。所以，虽然人们不想缴烟草税，但他们确实珍视自己的健康。事实上，消费某些商品可取还是不可取，政府正在代替人们做出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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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中指出，人类有无止境的欲望想要消费更多东西，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消费所代表的身份地位的渴望。超越了某个经济水平之后，人们的大部分收入都被花在从绝对意义上讲根本不需要的商品上，但这些商品可以让其拥有者显得比其他人的品位更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必定永远高于正常的价格水平，否则就体现不出它们的炫耀性功能。某些供给量有限的商品同样如此，这就是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会标出天价的原因。竞争性消费的增长导致工时延长，从而妨碍了闲暇这个基本元素的实现；同时，它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损害了友谊、个性和安全等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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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竞争性消费的传统方法是颁布禁奢令，禁止各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雅典的“索伦法”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它限制出殡的人数和葬礼上祭祀物品的价值，还限制嫁妆和彩礼的价值，对结婚礼服也有相应的规定。早期罗马的禁奢令对家族活动的排场和炫耀性消费也有所限制，还限制陵墓的大小和葬礼花销等。禁奢令有助于阻止消费欲望的竞争性攀升，虽然它们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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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奢令引发了道德和经济方面的争论。人们普遍认为奢侈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禁奢令由此得到支持。卢梭直截了当地说：“奢侈是美德的天敌。”奢侈不仅会造成社会分裂，而且也会削弱军队的武德。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奢侈意味着资源偏离了正常的生产用途；在资源稀缺是一个恒定事实的社会里，资源浪费与稀缺、饥荒和毁灭联系在一起。17~18世纪，旨在反对奢侈品进口的禁奢令是重商主义国家实现贸易平衡的手段。后来，禁奢令让位于税收，而且涵盖了更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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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奢侈品逐渐被人们接受，禁奢令日渐式微。曼德维尔率先提出，奢侈品推动了经济繁荣，他把奢侈品形容为“创造和创新的工厂”。禁奢令的废除也是这种信念的结果，即消费一定要由个人做选择。亚当·斯密认为节俭是自利行为的一部分，因此，限制奢侈品消费的法律则显得没有必要存在。但是，亚当·斯密未曾料到的是，在富裕社会里，之前仅限于富人在奢侈品上的竞争性消费变得普遍，这导致充足社会到来的时间被无限推迟。在这种情况下，禁奢令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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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中，禁止或对特殊商品征税是无效且武断的方式，因为想要炫耀自己财富的人总可以找到替代的方式。但是，这种看法不适用于普通消费税。消费税的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和詹姆斯·米德分别于1955年和1978年提出，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降低个人消费，同时提高个人存款和投资的宏观经济工具。卡尔多写道，征收消费税的目的是“限制社区的消费需求”。卡尔多提出了一个可追溯到霍布斯的观点，即消费不利于长期增长，而工作和储蓄则会促进长期增长。因此，人们应为支出纳税，而非按收入缴税。而且，税率应该是累进制的，这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等，也是出于“促使富裕的食利者储蓄和投资，而不是进行炫耀性消费”的经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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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尔多之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人就支持征收支出税，但这种想法一直被人斥为不切实际，因为它似乎要求人们要记录下每一笔开支。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支出可以根据资金流入和流出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税务局只需要知道一个人的年收入及其存款或投资的金额，并对两者之差征税。但为了保护穷人，应设定免税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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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支持卡尔多的消费税，并不是为了推动增长，而是为了抑制消费主义。弗兰克写道：“上层社会失控的消费引发了一种奢侈品狂热情绪，它已经控制了我们所有人。”富人的炫耀性消费越多，竞争性支出就越多。消费税可以促使资源向非炫耀性消费转移，比如，“摆脱交通堵塞，增加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假期更多，创造一系列有特色的职位，更高的空气质量，更多的城市公园，更清洁的饮用水，暴力犯罪率下降，加大医疗研究”。弗兰克的非炫耀性元素清单不同于我们的基本元素清单，但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现在推崇带有偏见的消费，这更有利于贪得无厌的人。借助势利、跟风和凡勃伦效应，富人们偏爱的奢侈品价格拉动所有商品的价格走高，导致使各阶层的人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他们原本只需要向本阶层的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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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建议，每个人的支出只要超过7500美元，就要按累进税制缴税。消费的价格越高，税率也越高，直至70%的最高边际税率。最重的税负将落在富人的奢侈品支出上，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虽然想要完全用消费税取代所得税难以实现，[29]但如果政治阻力阻碍政府提高所得税，消费税可以成为提高边际税率的一种方式。这和全部采用支出税来抑制炫耀性消费有同样的效果，意在降低用于满足贪得无厌欲望的收入（乃至于工作）。正像凯恩斯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用风险不大的方式也能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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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希望有一种可以把存款排除在计税范围之外的税制，以鼓励更快的增长。虽然在今天的富裕条件下，这种税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储蓄仍然应该受到鼓励，以便为延长的退休期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我们可以将消费税设定在特定水平上，以产生足够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让所有人都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实现尊重和安全这两个基本元素。所以，累进消费税比累进所得税多了两个优势：它可以减少地位性的消费竞争，还可以增加退休金。消费税还可以成为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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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消费税无法减少人们对金钱纯粹的喜爱，这在日益扩张的金融行业表现得最明显。要知道，金融行业是当代资本主义真正的推动力，也是个人和企业财富最不同寻常的来源。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指出，很多金融创新“对社会毫无用处”。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甚至更糟，它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贪得无厌心理的根源。约束金融行业的方式之一，就是向金融衍生品等征收交易税。比如“托宾税”，它既可以被用来削弱金融行业对经济活动的征收力，又可以成为公共支出项目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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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广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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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压力因广告而加剧。人们常说，广告的唯一效果就是使人们更容易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即使这是真的，它也不符合我们的目标，即人们应首先得到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想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广告只想帮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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