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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这种经济上的鸿沟导致全职工作的需求量过多。即使有些工作者喜欢少工作几个小时，也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低薪酬，但是他们依然寻求传统的、全职的、福利丰厚的工作。这种情况也驱使雇主寻求雇用全职员工以外的其他任何劳动力，即使他们理想中更愿意选择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专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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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界线为劳动力市场引入了“扭结”的现象，造成了永久的扭曲和低效率。从临时工变成全职员工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以及支付给员工的薪酬。对工作者的这种强制性分类迫使公司减少劳动时间，减少全职工作机会，并且也鼓励那些本希望少工作的人去寻求全职工作。全职员工与临时工之间的这种人为分类，既不能满足劳动力买方的偏好，也不能满足劳动力卖方的偏好，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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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美国劳工部还没有兴趣或愿意通过收集数据来量化零工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或是改革任何政策来支持零工经济。政府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未能更新政策来为那些不做全职工作的人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财务稳定性。政府还是顽固地坚持那些定义“工作”和“员工”的老旧模式，而这种模式越来越没有现实意义，也阻碍了创新、增长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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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不仅陈旧，并且也容易引起混乱。目前，社会对全职员工和临时工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不同的机构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国税局（IRS）提供了一张区分全职员工与临时工的因素列表，但是这些因素难以量化、加权或是排出优先顺序。美国劳工部在给出关于全职员工与临时工区分的“管理部门的解释”时，提供了一份与IRS完全不同但同样主观的因素列表。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提供了另一份列表，要求区分这两者时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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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愿意制定一套明确的定义来区分全职员工和临时工，因而公司和工作者需要承担错误分类的风险。定义和区分两者的混乱和不透明导致了成本昂贵的法律纠纷，公司需要承担监管和法律风险，同时也让工作者与公司陷入不确定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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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促使政府采取行动更新这些陈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谁都说不准。但可以确定的是，政府通过维持目前的就业市场现状可以捞取一些经济利益。作为收税者，政府更希望有大量的全职员工。因为公司需要代替员工报税和纳税，而政府发现，公司在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守法纳税率为99%。如果一个工作者改变类型，变成了临时工，那么报税和守法纳税率会下降到一半以下（约44%）。如果政府实施政策变革，支持独立工作的兴起，并承认全职员工减少的状况，那么结果肯定会是税收下降。2015年，工资税占税收总额的33%，这一比例对于政府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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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不作为和不愿意更新劳动政策导致了混乱，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使公司和工作者选择在严苛的全职工作范畴外工作时，不得不承担风险。在政府改变劳动力政策之前，人们只有从事传统的工作才能获得某些福利、权利和保护，鉴于机会和经济诱因，公司将继续雇用临时工，而非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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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零工经济可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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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零工经济将如何发展的辩论，已经让人们开始提出新的建议来改革和重组劳动力市场了。下面的这些建议在辩论中胜出，我们可以大概从中了解零工经济将如何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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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工作者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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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消除的肯定是全职员工与临时工之间复杂、定义模糊和过时的区分。改变政策，消除市场上这种人为的“扭曲”，将消除由此产生的低效率和诱使雇主在各类工作者之间套利的经济扭曲。雇主不必再因为贪图便宜而雇用临时工，可以只根据工作时长的需求来雇用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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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公司更灵活、更连续地购买工作者的劳动力，而不是让它们在不同的类别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那么公司和工作者的状况都会变得更好。公司可以完全围绕其业务的实际需求来招工，同时，工作者也可以完全根据自己对工作和收入的特定偏好来提供劳动。如果企业能够根据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来支付工资，那么劳动力市场将更具流动性且更有效率，这也将消除当前劳动力体系中人为分类所造成的低效率、负激励和套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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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第三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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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零工经济而言，最常见的增量政策建议之一是再增加一种工作者分类，而不是完全消除分类。许多学者和政策评论员建议，在法律上增加第三类工作者，即“独立工作者”或“从属临时工”，以此作为全职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过渡类别。这类工作者虽然不能享受传统员工全部的福利保护，但是可以部分享受。这种方法已经在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得到了测试和验证。这项建议之所以是增量政策，是因为它只是现有分类制度的补充，并没有影响雇主在各类别之间套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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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按比例缴纳和便携式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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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规划师迈克尔·基塞斯（Michael Kitces）认为，大多数工作场所将不再提供员工福利。相反，雇主将把以前用于缴纳福利的钱直接发给雇员，作为其薪金或补偿的一部分，然后由员工自己决定要购买哪种福利。用基塞斯的话来说：“毕竟，雇主每年给员工支付5万美元的工资，加上每月500美元的健康保险、工资3%（1500美元）的退休金，这和直接支付给员工57500美元的工资，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买什么，有什么差别？”这条建议执行起来很简单，但是需要依靠私人或政府援助的市场（如“平价医疗法案”列出的医疗交换）为个人提供选择和购买平价福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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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大多数建议执行起来都比较复杂，并且牵涉一个负责购买福利的中介机构。戴维·罗尔夫（David Rolf）和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提出按比例缴纳的福利、便携式的福利和普遍福利。按比例缴纳的福利是指，福利的数目应当基于工作时间计算。如果一个人每周工作30个小时（标准是每周40个小时），那么公司应该为她缴纳全职员工福利的3/4。普遍福利是说，无论“雇主的类型和就业的形式”是什么，应一律提供基本的福利和同样的劳工标准。这样一来，全职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福利差异将变得不那么明显。为了确保可便携性，罗尔夫和哈诺尔建议，这些福利应该通过自动扣减工资，然后再汇入由第三方管理的，被他们称为“共享安全账户”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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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蒂文·希尔（Steven Hill）是《经济奇点：共享经济、创造性破坏与未来社会》[1]一书的作者。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多雇主计划，要求所有雇主按照工作时间或工资总额为工作者提供福利。这些福利将放在个人安全账户（Individual Security Account）里，然后再通过扣除工资来为工作者提供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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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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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和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拉隆德（Robert LaLonde）都主张建立某种收入保险，保障独立工作者的收入不会下跌。每种提案的技术性细节可能不同，但是理念相同，都是为了减少零工经济中不稳定收入所带来的波动。收入保险既可以是失业保险的补充，也可以替代失业保险。赖克举例说：“如果你的月收入降到了之前5年所有工作创造的平均月收入的50%以下，那么你可以在长达一年内自动收到另一半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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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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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赖克等已经公开支持一项普遍基本收入（UBI），也被称为基本收入保障。它提倡政府支付给每个公民一笔固定金额的生活保障费，而不管他们的就业和工作状况如何。另一方面，政府不再提供公共援助和失业险以及食物援助等扶贫方案。目前还没有国家实施过UBI，所以无法看到其影响和后果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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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对UBI的建议做出了一点儿小修改。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只保障收入，而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基础的医疗保险、养老金和收入保障。而在这个政府提供的“安全网”之外的福利，应该由个人或雇主自愿购买。他将自己的建议称之为“带着安全网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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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临时工集体谈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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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仅适用于全职员工，它把临时工排除在享受集体谈判的权利之外。过去，临时工试图组织工会和谈判的努力都因触动反垄断法而失败了。原因是临时工们想通过集体谈判来确立常价，但他们被认为是串通共谋，违反了反垄断法。然而，2015年12月，西雅图市议会投票赋予了Uber和Lyft司机集体谈判权。今年三月，美国商会状告西雅图市，指控它的这项法令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加州预计出台类似法案，涉及通过按需平台工作的独立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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