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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第二篇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如何回归人性的问题。书中提到，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18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说，他想“用人类日常行为来剖析人性”，并“根据经验得出结论”。经济学的目的仍然是剖析人性，而非狭隘地研究赚钱。在当代学者中与之类似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教授也是理想主义者，他相信人性的光辉，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安排为公众的利益重塑金融业，把金融业作为人类财富的管理者，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让金融业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全民的广泛参与也会打破金融的精英权力结构，使得金融民主化，并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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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篇的宏观与长期视角，转换到第二篇的微观视角，实际上并不容易。应该看到，宏观经济理论的诸多分支都面临亟须重构微观基础的挑战。作者生动地展示了微观经济学的普及障碍，即“阻碍大量学生主修经济学的障碍，是强迫初学者接受所有那些难以置信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当然，“在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时，经济学家不能容忍不精确、异想天开或者讨巧的空想”，作者觉得，“这恐怕也是经济学不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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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能够有效地衡量幸福吗？经济增长能使我们快乐吗？”这些问题都使得“冷冰冰的经济学”逐渐回归“人性的经济学”。书中谈到，“在近半个世纪里，经济学都没有探讨过价值问题，而在最近，“快乐议程正在把道德重新纳入经济辩论的范围以使经济学人性化”，然而矛盾在于，“过分强调人性化的经济政策是失当的”，作为一种存在瑕疵的衡量标准，GDP增长又缺乏真正有效的替代者。值得注意的是，丰富的心理学在影响着经济学模型，诸如在金融学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再认识。之后，从微观视角出发，作者牢牢地把握了信息经济学的悖论与难题，但是他认为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虽然市场有缺陷，但是要把经济效率与人本伦理有效地结合起来，仍然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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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对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审视之后，该书第三篇试图剖析经济社会的内在演进逻辑，以及打通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的阻滞。“经济学的社会性与构成社会的个体的人性相结合”，“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衔接”，再加上技术与制度要素的内生动力，共同组成了作者对经济学重现“高尚”的期望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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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到，弗农·史密斯认为经济学秩序就是“一个没有经过设计的生态系统在文化和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即便不能清楚地将各种规律表达出来，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并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苏格兰哲学家的智力遗产，他们描述并且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这颇有些“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经济学家追求的某种本质，即“在仿佛无序的状态中，追求自然演进秩序之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甚至文化要素的作用，都被引入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分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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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学运用导致的经济学“自闭”，以及基于政治因素的批评，在很长时期内似乎并未引起主流经济学的回应。但从积极的态度来说，当前经济学正在自我改变与修复。例如，计算机革命对经济学具有“翻天覆地”的影响，尤其使得微观实证分析变得如此“美丽”，使得经济社会研究逐渐能够转换为“实验室模拟”的场景。当宏观现象能够更好地与不协调的个体决策联系起来，新的分析方法与计算机能力综合起来，经济学仍将保持令人兴奋的学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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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古典理论时代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但其应用领域已经变得如此广泛，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稳健的分析以及政策发生作用的证据，并因而改善了政策”。之所以不被人所“理解”，原因正如达斯古普塔所言：“一方面，是对人类共同经验的承认；另一方面，是将每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这才使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也是它成为一门极难理解的学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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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并不完美，但经济学家可以在刻板的理性之中，同时追求人性与秩序之美。经济学的魅力在于其内在演化的生命力，伴随技术进步浪潮与政策规则的检验，经济学不断挑战着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对命运的掌握尝试，就此意义而言，经济学的所谓“庸俗”与“自闭”，也不能掩盖其在哲学社会科学层面的“高尚性”特质。围绕本书的阅读体验，或许难以达到完美主义者的预期，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开启了我们对经济学的再思考。无论是学者，还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及作为科研对象的社会与人，都需要拥抱那个亘古不变的“斯芬克斯谜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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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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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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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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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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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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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这种待遇并不公平。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期，本书讨论的就是经济学在过去l5~20年间一些最前沿的研究和实证发现，尽管这些研究和发现还没有被大众所认知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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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在学术期刊上，而且在报纸、政治性甚至文学性期刊里，经济学都经常受到批判。举个典型的例子：“对经济学家来说，钱就是欢乐的同义词……他们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待个人和国家的福祉，破坏了自然界，混淆了技术和文化，将艺术和金钱、时间和利息、性行为和色情狂、友谊和利用、慈善和慈善舞会，以及自由和逛街消费相提并论。”“经济学，”作者继续说道，“不可思议的粗俗。”而且，经济学甚至不如一部优秀的小说更能针砭时弊（Buchan，l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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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众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的认识，觉得经济学家都是特别有能力的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位资深编辑摩伊希斯·奈姆写道：“当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犯错的时候，普通大众就要在实际生活中受苦。”他称经济学家是“一群自大的人”，还敦促经济学家要尽量谦逊。1那些认为经济学家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普遍认为，经济学家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为政府的各项决策提供建议。实际上，这当中的玄机并不为大众所了解——我想很多人都相信经济学既十分复杂又简单普遍，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质疑经济学在评估公共政策中（对公共政策进行经济评估）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政府、智库和所有公共政策辩论中所扮演的专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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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憎恶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影响，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学家的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有很大的问题。虽然从来没有人明说，但是其他学术领域的人总是觉得经济学的视角太狭隘，只关心钱；对人性的探索太枯燥、太机械；在方法论上又太简化。在我看来，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害怕经济学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影响会把世界变成一个枯燥、算计、冷漠的“经济人”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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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以英国为例来说说这些人的态度吧。在我撰写本书期间，英国国际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两个关于“快乐”的电视节目，其主题是说政府所有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有失偏颇，因为经济发展并不能使大家快乐。有那么一小部分讨论“快乐”的著作长期驻守在书店里，这些书被有关政治和公共政策评论的报纸、杂志反复引述。政府还特别召集了一批所谓的“快乐大师”开研讨会，甚至还在英格兰银行的利息调整委员会里钦定了一个“快乐专家”。那些所谓的大师和专家们给出的报告竟然是“性越多越快乐，甚至比多拿5万英镑工资还要开心”。2这些关于“快乐”的研究证明经济学家是错的：既然经济发展不能让大家快乐起来，那么经济学家说的话大家也就不用在意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种观点激起了对“快乐理论”的广泛讨论和政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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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经济学家总是身处福利研究的最前沿。福利研究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结合体。经济学期刊里探讨“快乐”和“福利”的学术文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那些被政府拉去的最突出的“快乐专家”都是经济学家。本书讨论了最近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出现的各种新发现和新想法及其在整个经济学领域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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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相信这项研究完全不会动摇经济学的基础。公众对经济学不感兴趣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印象，而那时候经济学给人的印象总是带有讽刺挖苦的味道。我探讨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最有趣的研究课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经济学家最近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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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铺垫，真正的目的是向经济学专家和非专家强调这些课题在评估公共政策、衡量未来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无论是阅读诸如《新共和》《国家》《卫报》《纽约时报》《费加罗报》和《世界报》等政论刊物上无数的观点，还是参加各个国家的政策研讨会，抑或是阅读很多智库散发的小册子，我总是很清楚地看到对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的温柔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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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经济学家还是需要接受点批评的。经济学家中善于沟通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总是不能把丰硕的研究成果昭告世人。我承认许多经济学家只习惯说一些乏味的术语，但是实际原因远非经济学家不擅长公关这么简单。经济学与大众生活的距离同诸多要素息息相关，比如“冷战”的结束、传统的左派右派阵营的相互制衡逐渐弱化，还有被认为是经济和市场全面获胜时期的撒切尔—里根时代的消逝。在强调自由市场的好处以及公众理性预期和理性决策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在经济学研究里得到了启发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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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绝对自由市场经济高潮的到来，并不是柏林墙的倒塌，而是里根在1981年赢得了大选。随后是好莱坞的崛起，在1987年《华尔街》影片中戈登·盖科（Gordon Gekko）大力推崇“贪婪就是好，就是妙，就是呱呱叫”时，学术界的主流经济学家早已远离了戈登·盖科所认为的自私、斤斤计较的个体经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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