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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贝弗里奇在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埃德温·盖伊（Edwin Gay）的合作中，提议成立一个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ice History），这个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比较历史数据，最初仅包括五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这两位专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研究基金，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为此他们连续5年每年获得5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其价值远远多于2006年的60万美元。一组研究人员立即投入工作，开始收集工资、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率先从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和美国开始（Cole and Crandall，1964）。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中世纪的领地、宗教和慈善机构（如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伊顿公学、全国各地的公司账户、皇家办公室、医院——包括贝特莱姆皇家医院以及更为熟知的疯人院）。在此期间，其他学者和国家也加入到这个网络中一起工作。由于受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影响，1933年这个项目因为缺少资金而搁浅，直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才继续收集数据。目前，这个项目的成果仍然是现代历史研究中分析19世纪前生活水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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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份后续计划，其目标是通过世界各个地区、各个专业机构的经济学家来收集1200~1950年全球价格指数，而这项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是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在度量单位标准不统一的时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记录六大洲60个国家，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统计结果将被编成电子数据表格，以便其他研究人员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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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和工资的数据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人均GDP的衡量方式。工人工资的购买力水平和人均国民产出是（不完美的）生活水平指标，所以工资和价格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哪一个领先，而基于GDP却难以断定。过去的研究一直强调劳动力的工资和谷物的价格，这是因为普通市民购买食品的能力是社会福利的一个基本指标。但是，经济史学家斯蒂芬·鲍博和比什努瑞亚·古普塔在比较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和欧洲劳动力的工资时，不仅比较了工资能够买多少谷物，而且比较了工资能兑换成多少银子（Broadberry and Gupta，2006）。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1800年之前，以购买谷物来衡量的工资购买力在中国的发达地区、印度及欧洲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这和彭慕兰在比较卡路里摄取及与卡路里摄取有关的健康指标（如预期寿命8）后得出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将彭慕兰提供的中国的工资和价格数据与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收集的关于欧洲的工资和价格数据比较后，鲍博和古普塔证明，在l800年前后西北欧地区劳动力工资能兑换的银子数量要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工资能兑换的数量多得多，这个差距非常之大以至于不可能用不同的统计学假设来修正或处理。那到底为什么“谷物工资”在中国和欧洲差不多，而“银子工资”却大相径庭呢？这说明欧洲工人在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包括在城里买面包而不是谷物，还有纺织品、居家用品和其他很多东西的时候，其购买力要比中国工人的购买力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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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价格项目（Global Price Project）的证据显示，欧洲消费者在其他商品方面的购买力在1500年以前增长迅速。奢侈品的价格，比如肥皂、蜡烛和书写用纸，相对于谷物的价格在整个欧洲都持续下降。研究者们写道：“在英国和法国的书籍价格都下降的情况下，合理地想象一下这些知识商品的供给对西北欧成为知识中心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不管正确与否，证据显示的，是西北欧经历了除农业之外的生产力改善，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对生活必需食品而言的购买力的不断提高。这与其他历史证据相一致，比如，16世纪之前欧洲中心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还有来自遗嘱的证据证明在那个时期人们拥有各式各样越来越多的东西。虽然大分流时代也就是欧洲经济迅速增长的时代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但这个时代的起源在两三个世纪以前就埋下了伏笔。欧洲而不是中国，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开始的时候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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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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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一小部分西北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在生活质量方面，中国类似于欧洲的落后国家。通过比较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数据，这一小部分领先国家为分辨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提供了一条道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罗伯特·艾伦，是全球价格比较计划的一名参与者，他用了五个世纪的数据（1300~1800年）加上一个小小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来对有关的历史解释进行排序（Robert Allen，2003）。这种方法包括五个同时成立的等式，将对增长潜在的解释作为外生变量。尽管在研究历史的微妙之处时，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粗糙了一些，但它将那些与事实证据相抵触的解释排除掉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已经可行，因为在1800年时经济领先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分化了——英国和荷兰成为领跑者，紧随其后的还有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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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英国和荷兰这两个领跑者？经济领先的第一个特征是真实工资水平（即经过物价上涨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得更快，与其他地区的购买力差距越来越大。在真实工资上升的同时，人口也在增加。这显示出，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把这两个国家带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在书中认为，只要工资开始上升，人们就开始养育更多的孩子，然后工人数量的增加反过来就又使工资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水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下一章将会详细谈及这个问题），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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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先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更实质性的结构变革，特别是农业人口锐减。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早期工业开始发展（比如毛纺织业），农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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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经济变量（真实工资、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化、农业生产率）是紧密相连的。艾伦测算了几个最常被提到的潜在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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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人口比例（马尔萨斯的解释，能养活劳动力的有限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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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运动（据说促进了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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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代表了人力资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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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而不是专制政府（因为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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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借助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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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城市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是连在一起的，但因果关系的方向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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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量（专业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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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里的创新和生产率（新技术使得相同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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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学计算，最后得出只有后面的三个变量，尤其是贸易总量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能解释1300~1800年间这些国家在真实工资、人口和产出增长上的不同，国家之间其他变量的不同与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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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有一点令人满意，就是它把过去的分析和现在的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理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历史数据的证实。但是很多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的经济增长时，更多的是强调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强调技术因素的人凤毛麟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保罗·大卫（Paul David，1991）和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2003），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莫基尔在他的书《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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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繁荣的根本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个根本是由之前启蒙运动中知识水平的提高催化而来的。建立这样一个一心一意而充满干劲的、把有用的知识都有效利用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式建立物质世界的方法，是其他社会所从未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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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只是不那么重要。因为文化、社会和政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采用新的思想而有的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了飞速的经济增长而有的却没有，但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微妙的（Easterlin，2000）。为什么不是1500年或者1800年的中国，而是1980年的中国？为什么首先是英国，一个处于北部欧洲边缘的潮湿阴冷的小岛国？还有，为什么它的邻国比它起步晚而其他一些地区甚至没有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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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和英国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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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工业革命有着特别的热情，因为我是在它的摇篮城市——英国西北部曼彻斯特的棉纺中心兰开夏——长大的。在我出生地附近，发明的珍妮纺纱机、骡力以及创新的纺纱技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工厂里一步一步推广并更新换代。一个多世纪之后，我的父母、叔叔阿姨们依然在棉纺工厂中工作，但显然现在的棉纺工厂比我童年时要逊色很多。我的学校教育我们要为兰开夏以前辉煌的工业成就而骄傲，但是现在只有博物馆能证明这个地区的经济在19世纪曾领先世界。就像现在煤炭区不再有矿井口，煤渣不再堆积如山一样，除了那些被翻修成高档公寓的旧仓库，棉纺工业的那些有形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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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棉花和铁、运河和铁路、煤矿和蒸汽动力——在英国的经济史中全是对它们的正面描述。这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领先其他周边西欧国家二三十年，但是若干年之后又被德国赶超了，最终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先者（所以英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担心经济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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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描述的180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英国从1800年开始、其他西北欧国家从1820年开始——与过去相比都有了快速提升，这个观点是被广泛接纳的。或许与此有关的争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段时期里，英国的经济增长按照最佳的估算，是否足以高到能被视为一次革命。令人惊奇的是，无论GDP增长的数据如何，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显然被工业化大大地改变了。和所谓的“修正主义”有关的经济史学家们虽然认为GDP增长没有预先估计的那么快，但他们也认为，英国在1750~1850年之间的“根本变化”是如此不寻常，以至于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工业革命并非对GDP的增长率提出了限制：在x％以上就是工业革命，以下就不是。相反，如果把革命性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经济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为经济活动打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会更合理一些。这种增长需要刺激，其速度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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