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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热情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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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并激励着经济学家进行实证研究，是因为人们总是在努力解决那些引人关注的经济问题，比如说贫困、饥饿、人类的悲惨境遇。那些进行非实证研究的人总是误解研究统计细节的经济学家。总之，实证研究不太受欢迎。就拿查尔斯·费舍尔（Charles Fisher）——一个商业历史学家来说，他在做保险销售员的同时，开始了对北美铁路的研究，收集列车时刻表、车票、铁路和火车汽笛的样本，还撰写了受人欢迎的《铁路和机车的历史社会公告》（Cole，1974）。但谁会愿意在宴会时和他坐在一起呢？如果认为对细节的关注就是对全局的失察，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领先的实证经济学家恰巧是受最深奥的社会问题所激励，对统计证据无微不至的关心是对他们哲学和伦理标准的最好见证，而不是像某些观点对立的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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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经济学家因为对世界的求知欲和改造欲而对统计证据进行深入研究（如著名的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麦迪森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很多经济学家。在此列举几位特别著名的人，一位是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一起因为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即应用统计方法对大量的个体行为数据进行分析，而获得了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一样，宁愿待在电脑前也不愿意参加鸡尾酒会，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赫克曼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会拒绝为一切没有详尽分析的统计证据进行总结，而他本人总结和处理这些统计证据的能力非常突出，这就使他在工作当中很难相处［我是在委托他写一些关于经济对苏格兰教育制度的影响时体会到这一点的（Coyle et a1.，2005）。他对数据的要求包括从希思罗机场到爱丁堡所有可能的交通方式，甚至是租车的细节，虽然我们强烈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航空路线］10。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中，赫克曼说，1956年，12岁的他从芝加哥搬家到美国南部时所感到的震惊，以及他所在社区的隔离程度，使他对如何改善社会中弱势群体（如美国黑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兴趣11。这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引导他一直在仔细地研究统计学数据，为寻求更好地改善人们生活的政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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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另一位杰出但有争议的实证经济学家，把他的职业选择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还是一个害羞少年，在新泽西郊区阅读了《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一书，书中的英雄都是“心理历史学家”，他们运用数学专业知识以及对潮流的分析来预测未来和拯救文化。克鲁格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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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候的一个秘密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心理历史学家，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个职业。我一直都对历史很痴迷，但是对历史的刻画总是偏重于什么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而不是为什么发生，所以最后我总是想知道的多一些。对不属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来说，我对他们的课题很感兴趣，但是对他们的方法总是提不起精神——经济学模型的力量足以证明合理的假设能引导出令人惊奇的结论，而在看似繁复的事件中也能找到线索，但是在政治学、社会学中没有类似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就如阿西莫夫想象的社会科学，但是现在，经济学是你能得到的最接近心理历史学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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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还受到一次旅行的影响，那是在1976年一次革命和未成功的政变之后，他去给葡萄牙政府提建议。他说：“在一个甚至无法决定产出究竟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的国家中的经历，使我对如下模型头痛不已，那就是告诉你存在这么一个有用的政策，但是却不告诉你这个政策是什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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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之前他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斯蒂格利茨离开世界银行并出版了一本强烈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书之后，他成了鼓吹全球一体化人士的宠儿。这使他受到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左翼人士的欢迎，虽然斯蒂格利茨的看法要比那些反资本主义人士的看法复杂得多。但事实上，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对市场运作如何依赖信息流通的研究，并且他认为市场虽然有缺陷却是不可替代的。在早期的工作中，斯蒂格利茨在牛津大学度过了一个假期。他唯一的教职责任是上八个小时的课。因为牛津大学一个学期有八周，所以很明显学校想让他每周上一个小时的课。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天分，斯蒂格利茨一天就上满了八个小时，解决了教职责任的问题，然后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进行研究。13斯蒂格利茨的热情来自他对贫困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不能增长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的求知欲，这使他在反贫困的政治家中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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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说这么几位经济学家是远远不够的。在经济学里，就像在其他学科里一样，知识进步是很多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仍然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道路上前进”（Allen，2004）。本章介绍的所有证据都是从研究人员非常细致的长期工作中得出的。这些共同的研究，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什么能解释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有贫富不均？为什么有些妇女要遭受孩子夭折的痛苦？为什么有的人会挨饿？收集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相当于警察细致地勘查现场、挨家挨户打电话及上门问讯，只有这样而非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侦探的灵机一动，才可以破案。同样地，只有在原稿中寻找一个数字，了解如何把varas转换成bracios（两者都是1600年左右计量布匹的单位），才能驳斥某个理论而支持另外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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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们收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于验证各种理论，构建了国际网络，使经济学从1930年以来一直与其他自然科学并驾齐驱。获得历史数据的重要性对经济学而言，就相当于数据对其他非实验性学科，比如地质学和生态学的重要性一样。对总体经济的理解无法靠控制实验来实现（虽然个体经济行为和单个经济市场也可以进行实验分析，我们在后面将会提到这些实验），通过严格的国际合作而得到的有关各个国家产出、增长和其他关键变量的历史统计数据，已经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公之于众。只是在过去的10年中，这些数据才能被所有的研究人员得到并运用。这些证据驳斥了一些把经济变化简单化的说法。按照阿西莫夫《银河百科全书》里所说的，心理历史学是“面对固定的社会和经济激励，研究人类反应的一个数学分支”。虽然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能预测未来的境界，但安格斯·麦迪森和其他进行类似研究的人有理由被称为“第一代心理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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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二章 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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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至少我们现在通常是这样认为的。现代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产出的快速增加，而使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上一代人；也伴随着非凡的发明创新，使我们的健康得到改善，寿命得以延长。就是在西方，这也只是近两百年才出现的情况。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约有20个贫困国家的经济一直是负增长，人均产出持续下降。一些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美国1870年的水平。所以对本章标题的一个回答就是，我们自己也不能完全肯定每个经济体是否都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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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这就使任何有关经济增长原因的理论结论，都变得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不过，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际的历史记录，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一个经济体很难达到增长的临界点。这个理论分析还列举了一个考虑其他经济问题的新思路，比如从国际贸易、产业组织或地理位置的角度出发。这个新一代的模型决定性地使经济学摒弃了受到非经济学人士长期批评而又在20世纪后半期大行其道的新古典模型。这种新方法在此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本章主要考察的就是这个理论，这些增长模型只是该理论在产业组织、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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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过去了，如果读者对经济学家最终解决了增长的秘密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说法还心存疑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不是整个世界都在增长呢？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要让一个经济体增长，更像跳舞而不是烹调。通常我们说的找到所谓正确的“政策菜谱”是一种误导。理论知识只是通往实践成功的一小步，要简单地列出一个调料清单和一个大家都能照做无误的方法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要让一个经济体像富裕国家在过去两百年一样增长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决策，包括很多的合作伙伴，也取决于过去的选择、现在的资源，以及单纯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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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到为什么过了这么久经济学家才能得出一个关于增长的有效理论，主要原因就是直到现在才有大量的可用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好的理论对实证的预测应该是怎样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80年代之间使用的经济增长模型似乎与当时所能获得的数据十分匹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像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那样，大量新出现的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并不能解释和证明早前的那些理论，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低下也使检验这些理论变得非常困难。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新数据集的重要性、廉价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还有在经济学复兴中涌现出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这些要素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就和在其他领域里一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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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晚期增长理论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计算机价格的下降和普及，使人们对新技术的影响也重新产生了兴趣。毫不奇怪，对科技创新作用的疑问再一次出现了。富裕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放缓了。新技术会改善这种情况吗？同时，在几个大型经济体中，政治家已经决定向经济自由化靠拢，尤其需要提到的是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随着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计划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些事件的巨大压力总是在改变着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进程让经济学家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增长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否受政策推动？不过，我们还是先从1980年以前开始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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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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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要解释增长，就一定要研究工业革命，但这一点在18世纪80年代并不是那么明显。关于为什么英国、荷兰和法国的产出增长要比人口增长得快，以及有关为什么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也在提高的早期解释，显然都没有太多证据可以考证。就在那时，由法国的知识分子，即那些重农主义者或经济学家提出了最早的系统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斯瓦·魁奈。魁奈看起来是一个非凡人物，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直到11岁才开始接受教育，在13岁时又被遗弃。他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医生，最后靠在乡间行医而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私人医生。在凡尔赛宫魁奈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在当时的贝尔纳-亨利·雷威（Bernard-Henri Lévy）等知识分子中享有盛名。魁奈的著作《经济表》，对社会产出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循环进行了理论分析。重农主义者相信，生产性劳动力有很大余地可以生产出高于国家温饱所需的农业剩余。他们把这个剩余归因于资源的富足，而不是人们的创新。于是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只有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时候离开农业，才是经济发展转型的标志。某一个行业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该行业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会萎缩，而不是增长。一定量的产出由越来越少的人生产，所以在总就业中该行业所占比例就会减少。如果对产出的需求增长幅度小于收入的增长幅度（需求弹性小于1），例如食品，那么该产出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也会下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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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启蒙运动塑造了英国实证思想家和抽象的法国人之间极其相似的哲学，但他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托马斯·马尔萨斯，他曾经是一位乡村牧师，担任过剑桥的教员。从耶稣学院辞职后，他于1804年结婚并养育了三个孩子，在当时也算不上一个大家庭。1798年，其著作《人口原理》第一次出版——不过自那以后，他的理论就不具备通用性了。2他的逻辑是如果人们不饥饿的话，所谓的异性相吸可以导致人口的增加，而多张嘴吃饭很快就会使人们为下一顿饭在哪里的问题伤脑筋。在土地出产率因密集使用而降低，或者使用更多贫瘠土地的情况下，某个时期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食物的供给，人口就又会开始减少。这种说法不仅很有逻辑，而且也和所有以往的历史事实相符，以至于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用“绝望的科学”来描述马尔萨斯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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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是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大卫·休谟、大卫·李嘉图也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还有亚当·斯密，他建立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直到现在，斯密的看法还被很多人引用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对大部分非经济学家而言，斯密总是和自由市场、不干预、右翼和国家主张极少化联系起来。3显然和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样，斯密的目标是要证明个人自由和限制国家滥用权力。就其对理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方面的贡献来说，他的中心论点是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种观点的适用范围在每个国家都不同，取决于技术和组织，或者政府，虽然关于《国富论》的很多现代评论还在争论自由竞争和政府管制哪个更有效。斯密解释说，总体上，工业比农业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化范围，还有就是富裕国家比贫困国家具备更多的产业分工。但是，即使斯密知道奇迹般改进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他在《国富论》中还是忽略了当时的技术创新——飞梭、詹妮纺纱机、走绽纺纱机——总体上来说他对发明家比较刻薄。可能这也并不奇怪：当l784年他的书出版时，只有二三十个工厂大到可以聘用300名左右的工人。相反，斯密把经济增长归因于由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组织的、在市场环境下的交换过程。劳动力专业化分工的成果可以在与别人的贸易交换中被放大。尽管他是对的，但是斯密还是忽略了技术在整个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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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斯密并不擅长社交，最快乐的事情是专注于自己的著作（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他知道自己对那些小家庭作坊的解释难免牵强，例如积累资金是放任主义的根源。但是他的著作对当时的主张和政策产生了即时的影响，而且他一直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斯密的分析被比他稍显逊色的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进行了延伸和创新。李嘉图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说法大家也很熟悉：把更多土地放进农业生产中，结果会使产出的增长下降。李嘉图还把交易的好处延伸到国际贸易中，介绍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下一章将会回到贸易和开放的问题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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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被奉为圣经。该书总结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于1848年出版，到1900年仍然被用作教科书。穆勒轻蔑地写道：“我个人对那些认为人生常态就是挣扎着生活的人对生命的看法很不屑。”他认为政府应该控制技术改进的进度，也赞同合作和利益共享。像其他敏感和有想象力的人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新兴城市中，由快速工业化导致的痛苦、贫困与不幸，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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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被震撼的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写下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是一个富有的纺织厂主，所以他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工人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不是去读查尔斯·狄更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小说。马克思当然是通过他本人对工业化的观察得到了相关的结论。但是和穆勒及主流经济学传统相反，马克思关注的是增长的过程，他把焦点放在资本积累（所以他最有分量的著作名为“资本论”）尤其是技术上，这使他看起来相当时髦。但似是而非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时代，也就是苏联剧变以后，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能就是因为其强调技术创新。事实上，在《资本论》里与创新相关的章节主要是指在蒸汽、钢铁方面的创新，引用了恩格斯提供的纺织厂中生产率提高的相关数据。不管别人怎样以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他始终都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古典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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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流水账将我们带回到了20世纪早期。虽然在这之前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此时，经济学被决定性地分成了主流派和少数派。约瑟夫·熊彼特，一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变化进行过严肃思考的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毁灭”的概念，指的是技术革命的风暴扫除了旧的商业方法，引入了新的生产方法。但是他的看法只是少数派观点（我会在第七章重新谈及熊彼特），而主流经济学则越发公式化和数学化了。5主流经济学将经济行为建立在边际效用以及经济个体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上，就像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的“新古典综合”一样被公式化和数学化。但是这个主流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是静态分析，因为它关注的是均衡问题，就是说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主流经济学分析都忽略了创新和经济增长，只是在20年前才又回到了对经济增长的认真分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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