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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启蒙运动塑造了英国实证思想家和抽象的法国人之间极其相似的哲学，但他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托马斯·马尔萨斯，他曾经是一位乡村牧师，担任过剑桥的教员。从耶稣学院辞职后，他于1804年结婚并养育了三个孩子，在当时也算不上一个大家庭。1798年，其著作《人口原理》第一次出版——不过自那以后，他的理论就不具备通用性了。2他的逻辑是如果人们不饥饿的话，所谓的异性相吸可以导致人口的增加，而多张嘴吃饭很快就会使人们为下一顿饭在哪里的问题伤脑筋。在土地出产率因密集使用而降低，或者使用更多贫瘠土地的情况下，某个时期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食物的供给，人口就又会开始减少。这种说法不仅很有逻辑，而且也和所有以往的历史事实相符，以至于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用“绝望的科学”来描述马尔萨斯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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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是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大卫·休谟、大卫·李嘉图也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还有亚当·斯密，他建立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直到现在，斯密的看法还被很多人引用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对大部分非经济学家而言，斯密总是和自由市场、不干预、右翼和国家主张极少化联系起来。3显然和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样，斯密的目标是要证明个人自由和限制国家滥用权力。就其对理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方面的贡献来说，他的中心论点是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种观点的适用范围在每个国家都不同，取决于技术和组织，或者政府，虽然关于《国富论》的很多现代评论还在争论自由竞争和政府管制哪个更有效。斯密解释说，总体上，工业比农业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化范围，还有就是富裕国家比贫困国家具备更多的产业分工。但是，即使斯密知道奇迹般改进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他在《国富论》中还是忽略了当时的技术创新——飞梭、詹妮纺纱机、走绽纺纱机——总体上来说他对发明家比较刻薄。可能这也并不奇怪：当l784年他的书出版时，只有二三十个工厂大到可以聘用300名左右的工人。相反，斯密把经济增长归因于由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组织的、在市场环境下的交换过程。劳动力专业化分工的成果可以在与别人的贸易交换中被放大。尽管他是对的，但是斯密还是忽略了技术在整个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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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斯密并不擅长社交，最快乐的事情是专注于自己的著作（当时还没有计算机）。他知道自己对那些小家庭作坊的解释难免牵强，例如积累资金是放任主义的根源。但是他的著作对当时的主张和政策产生了即时的影响，而且他一直都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斯密的分析被比他稍显逊色的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进行了延伸和创新。李嘉图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说法大家也很熟悉：把更多土地放进农业生产中，结果会使产出的增长下降。李嘉图还把交易的好处延伸到国际贸易中，介绍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下一章将会回到贸易和开放的问题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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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被奉为圣经。该书总结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于1848年出版，到1900年仍然被用作教科书。穆勒轻蔑地写道：“我个人对那些认为人生常态就是挣扎着生活的人对生命的看法很不屑。”他认为政府应该控制技术改进的进度，也赞同合作和利益共享。像其他敏感和有想象力的人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新兴城市中，由快速工业化导致的痛苦、贫困与不幸，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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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被震撼的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写下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是一个富有的纺织厂主，所以他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工人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不是去读查尔斯·狄更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小说。马克思当然是通过他本人对工业化的观察得到了相关的结论。但是和穆勒及主流经济学传统相反，马克思关注的是增长的过程，他把焦点放在资本积累（所以他最有分量的著作名为“资本论”）尤其是技术上，这使他看起来相当时髦。但似是而非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时代，也就是苏联剧变以后，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能就是因为其强调技术创新。事实上，在《资本论》里与创新相关的章节主要是指在蒸汽、钢铁方面的创新，引用了恩格斯提供的纺织厂中生产率提高的相关数据。不管别人怎样以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他始终都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古典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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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流水账将我们带回到了20世纪早期。虽然在这之前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此时，经济学被决定性地分成了主流派和少数派。约瑟夫·熊彼特，一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变化进行过严肃思考的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毁灭”的概念，指的是技术革命的风暴扫除了旧的商业方法，引入了新的生产方法。但是他的看法只是少数派观点（我会在第七章重新谈及熊彼特），而主流经济学则越发公式化和数学化了。5主流经济学将经济行为建立在边际效用以及经济个体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上，就像1947年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的“新古典综合”一样被公式化和数学化。但是这个主流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是静态分析，因为它关注的是均衡问题，就是说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主流经济学分析都忽略了创新和经济增长，只是在20年前才又回到了对经济增长的认真分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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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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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较近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台计算机的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全世界可用的计算机能力加在一起只相当于现在一台家用电脑的单个芯片；国民账户仅仅是几个国家刚刚设立的新玩意儿；历史数据还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那么经济学家是怎样开始思考经济增长过程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不同，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平均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个分水岭，在这之前的增长率要比之后的高。但是，对贫困国家而言，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差异要比富裕国家大得多。借用托尔斯泰的名言来说，就是富裕的国家彼此相似，贫困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对一个在欧洲或者美国的大学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研究战后自己家门口的经历，那么就有理由估计大部分富裕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2％~4％，一个50年都不变的模式。当然，在商业周期中总有上有下，所以在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中，需要一个关于经济繁荣和萧条的理论。但是有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万能理论，首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然后由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大卫·卡斯（David Cass）和加林·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改进和延伸（Solow，1956），其精髓是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投入的增长率，并取决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投入。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对经济增长理论重新重视起来之前，战后才被系统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一直都是主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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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的主要原理是边际报酬递减的概念。在消费中，这意味着每多吃一个苹果，对吃苹果的人而言其效用就比之前吃的一个苹果的效用低一些；在生产中，这代表每增加一份投入——土地、人力资本或者资本，产出就比先前投入的一份少。因此，最好的土地要被最先利用，而新投入的土地，产出递减；工人干活时间长了会累；机器开工时间长了会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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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经济体要生产更多的东西就一定要有更多的投入。这一定是解释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出发点。资本的积累要求经济体每天的消耗比产出少，这样才能积累和投资新的机器。人力资本显然取决于工人的数量、劳动的艰辛程度以及工人的能力（这一点在非体力劳动中显得更加重要）。积累物质资本或者人力资本的决定取决于对储蓄而不是消费的鼓励，对工作而不是闲睱的奖励。在这些给定的条件下，产出的数量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边际增量递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就是我们知道的生产函数，也取决于对生产过程的掌控，也就是技术状态。一些技术会使投入一定单位的产出更多（经济学上称为生产系数），而每一项技术都要求不同投入之间的一定比例。假设3个劳动力和3台机器每天可以生产12把椅子。但是边际报酬递减告诉我们，再增加一台机器就只能生产15把椅子了，而再增加一个劳动力也只能生产14把椅子。但是再加一台机器和一个劳动力就可以生产16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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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总体增长率是多少呢？答案取决于劳动力和机器增加的速度有多快。那么人口增加的速度是多少？全部经济的储蓄和投资又是多少？现有设备的折旧和需要被更新的速度有多快？还有什么样的技术进步，比如创新（新的灌溉系统、更有效的发电机）能使相同的投入产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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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资本积累开始研究。资本积累似乎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因此很自然就可以想到储蓄率和新设备的投资决定了经济的表现。假设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一定的。想象一下，经济中的储蓄和投资快速增加（我们得假设不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所有的投资都由国内储蓄而来），新增的资本被累积起来，额外产出更多，所以增长就加速了。但是从长期来看，除非劳动力也保持高速增长，不然增长不可能维持长久，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会因为多余的资本而使产出增加速度下降。人均产出总是会比没有高储蓄和资本积累时要高，但是最终增长率不会相差多少。如果资本对劳动的比值过高，对投资的回报肯定会降低（和边际生产率递减是一致的），所以资本的积累就会减缓。从长期来看，在均衡状态（是指经济学家用来比喻一个经济体在所有的变化发生以后稳定下来时的状态）中，产出的增长率会与投入的比例保持一致。长期增长率取决于我们假设不变的因素，也就是人口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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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给出的是一个基本经济增长模型的最简单的描述。即便如此，索洛模型也有一些东西不是很令人满意。事实上它用经济增长的假设来解释经济如何增长，即假设劳动力会增加；技术进步好像是从天堂来的礼物；生产函数也被给定，这些都是外生要素。而且，每个经济学家在告诉下一代人这个模型时都指出了这个问题。除了它简单的等式以外，大家都先把它假设成一个能把历史经济增长解释清楚的模型。在工业革命或者帝国的暴力历史里，没有人能找到索洛所谓的“边际土地”。要想对他评价得更公平一些，我们可以说他在1956年的论文大大超越了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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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把理论的缺陷放在一边，7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实证是不是保持一致呢？显然，它忽略了经济增长经历中特别重要的创新。但是这个理论描述的经济是像美国、德国或者英国一样的有着长期增长的富裕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这些富裕经济体各不相同，其中一些还实现了战后重建的快速增长，但是人口增长和可用技术之间的微小差异导致产出增长的不同这一假设，也不是没有道理。实证经济学研究很快就证明了关于资本积累的新古典模型，按照边际报酬递减的原则，只能解释任何国家实际增长的很小一部分。当投入增加时，几乎每种情况下，投入的增长率都比产出的增长率要低得多，所以产出的增长率要用“技术进步”来解释。1956年，索洛把战后美国企业产出增长的4/5归因于“技术进步”。当然，这个数字取决于如何衡量投入；但是即使调整了投入的质量，尤其是劳动力素质（比如平均受教育年限），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在发达经济体中，（远）超过一半的产出增长要归因于技术进步，而索洛的模型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Solow，1956；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Jorgenson and Yip，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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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解释一下实证经济学是如何计算增长的，也就是所谓的增长核算。从逻辑上看，产出的增长可以被分解为投入的增长，外加一个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劳动力增长率乘以劳动力在总产出中的比例，资本的贡献也依据同样的方法计算。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应该）包括素质的变化，比如更好的教育以及跟劳动力有关的生产力进步，比如更好的团体合作方法。资本也是如此。投入的增长和改善不能解释的其余部分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与技术进步相关，但也包括仍然没有被衡量到的、没有被正确计算的要素素质的变化，忽略这个方面会导致对技术变化的过高估计。另外，因为创新而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会增加对资本的投资，所以归因于资本增长的一部分，事实上还是由技术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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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逻辑很直接，但是在实践中很难把所有的变化归到正确的类别中。即便如此，在很多国家中，还是有大量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的研究，所有研究都发现：（1）它解释了大部分产出的增长；（2）在不同国家之间，它的水平和增长率有很大的不同；（3）在不同时期内的增长也不同（见OECD，2001；Helpma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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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人们能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历史数据，工业化经济体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增长率加速这一事实也越来越明显了，这可以从表1.1中看出来。虽然20世纪70~9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比之前几十年缓慢，但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要高。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在统计了11个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后得出结论，每个国家后十年的增长率高于前十年增长率的概率介于58％~81％。在积累率逐年降低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结论是，产出的增长率是在减缓而不是在加速，除非技术进步也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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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富裕经济体中得到的证据都显示，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用投入的积累来解释增长是不充分的，理论还需要解释是什么引起了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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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模型的第二个实证问题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有区别，尤其是考虑到贫困国家时。这个模型预测，如果这些贫困国家的技术和人口增长相似，那么资本和劳动力比值高的经济体要比比值低的增长得更慢。而事实上资本劳动力比值高的经济是富裕的经济：过去的积累已经提高了人均产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理论会让你觉得贫困国家的增长比富裕国家快，人均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增加。理由是在贫困国家里随着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紧缺，资本的回报越来越高，所以就有动机去多储蓄和多积累资本。这样的话，只要贫困国家能保持长期增长就有可能赶超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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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乍看起来非常有道理，因为在战后的西方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确实是一开始就迅速增长，向美国看齐，然后增长开始放缓。但是，从长时期来看，对很多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描述。如罗伯特·卢卡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差别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对劳动力比值不同的话，那么在印度的资本报酬率就会高到令投资者蜂拥而至而根本不会考虑美国，但这并没有发生（Lucas，1988）。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壁垒消除以后，任何经济体之间也没有出现相互趋同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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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1和图2.1所示，贫困国家不仅没有赶上富裕国家，而且与富裕国家增长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只有极少数国家，包括战后一些西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沿袭了索洛的模式。它们在一开始的追赶阶段快速增长，然后达到了和世界经济领先国家基本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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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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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麦迪森（2003）。西方旁支国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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