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64962
但是如果不是用收入指标来衡量，世界性的不平等就会降低许多。同一二百年以前相比，现在饥荒减少了，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预期寿命和文化程度都增加了，人们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个归纳见Kenny，2005；Crafts，1999）。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包括很多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不仅被广泛使用，而且清晰地表明了贫困国家正在追赶富裕国家。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1990）强调了过去30年中这些追赶的势头，还有其他一些指数的变化（见人类发展报告，1990，第2章）。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提供了英国和印度的历史证据，用以说明贫富国家之间的人类福利指标的接近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了（Kenny，2005）。表3.4列出了分别处于富裕、中等和贫困每一级别的三类国家的几个短期指标。在最近几年的中等级别的国家中，孟加拉国在预期寿命和成人教育上与三个富裕国家基本相似，但是人均GDP不同，即使这个表只包含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表3.4同样也证明几乎所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其预期寿命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下降，艾滋病的流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1704564963
1704564964
表3.4 一些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2004年HDI排名）
1704564965
1704564966
1704564967
1704564968
1704564969
资料来源：UNDP HDR数据库
1704564970
170456497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关于GDP和生活质量的比较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块烂泥地、无人区。研究人员为了小小的统计数据而激烈地争论了很久，但是一旦把这些微小细节放到宏观经济中来看，就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基本就没什么争议：儿童在幼年就夭折了，原本能治好的很简单的病却无人医治，每天的饥饿给疾病带来了绝望和脆弱，缺少纯净水和排水系统以及与之相伴的疾病还有尊严的丧失，等等。而贫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则意味着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状况比统计平均数所显示的还要糟糕。所有这些都是贫困的症状，集中在50个左右的国家，包括了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显然这就是为什么非洲成为政策和各种活动的焦点。
1704564972
1704564973
消除贫困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如表3.4所示，GDP的增长与诸如较长的预期寿命或者更好的卫生状况这样的良好结果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对贫困国家来说，一点点的增长就可以“买来”很多其他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进步，就如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所写的那样。6但是，如果没有增长，这些进步就不会发生，而在经济紧缩的国家里，比如1989年以后的那些苏联国家或者战争中的非洲国家，它们的卫生状况和预期寿命每况愈下（Dollar and Kray，2002）。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被炒得过热，但是劫富济贫从来都不能持续地减贫。经济发展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因而所谓贫困的原因和良药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研究经济发展或者失败原因的问题。
1704564974
1704564975
即便如此，我们在研究贫困国家简单的统计数据时还是能了解到一些东西。然而，想通过解读这些数据来明白地揭示没有增长的原因，是很难行得通的，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统计细节而争论不休会让人很不愉快。如果你支持全球市场资本主义，那么你最好应该可以据此证明贫困和贫富不均都有所改善，否则，你就是一个对全球化持反对意见的批评家。不过，如果对收入不平等是增加还是降低的问题仍有这么多的分歧，那么就已经超过了统计学可以承受的范围，而可能是需要解决政治哲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了，因为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有关经济发展的政治辩论。
1704564976
1704564977
贫困的政治
1704564978
1704564979
现在，对全球化看法的碰撞——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认为全球化是机会还是剥削，都延续了经济发展中的派系传统。这个主题一直以来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与对富裕国家经济的研究相互独立。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中国家是冷战的舞台，对发展的研究也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分裂。马克思主义者和极端经济学家解释说贫困和缺乏增长是剥削造成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发展程度低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但肯定不是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的。
1704564980
1704564981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43）写了第一篇特别关注经济发展的文章，这是一件有开创性意义的事情。以前的经济学家没有把贫富国家区别对待（或者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即使从欧洲的贫困地区延伸到更宽广的外部世界只需要一点时间足矣。保罗的文章认为产业发展如果没有“大推进”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单个的产业愿意投资和扩张，除非其他产业也这么做。小国的任何一个产业的国内市场肯定都很小，某个产业单独增长注定是行不通的，除非其他产业也在增长，以刺激产品需求。用教科书里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语来描述的话，那就是“均衡增长”。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意味着需要一个协调好的努力，这可能是外部融资所产生的。同样地，应该存在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因为没有私营公司愿意冒险去投资一条昂贵的铁路或者一个大型水坝，但是新设施的存在确实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所有产业的利润率。
1704564982
1704564983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认为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化需要经过几个阶段，这种思想得到了很多人的坚定支持。其中一个著名的支持者就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他写了一本畅销书——《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Gerschenkron，1962），书的标题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犯有政治错误。但是就对政策的影响来说，最有影响力的书莫过于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畅销书——《经济成长的阶段论：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于1916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俄国移民家庭里，并且以诗人华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罗斯托曾经给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做过顾问，同时也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直到86岁逝世。他目睹了经由“起飞”而实现的经济从停滞向持续增长的转变——“起飞”可以由援助来引导，而这种实现“起飞”的思想现在仍然很有影响力。
1704564984
170456498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美丽新世界里，很多专家开始将贫困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视为从某个阶段发展到下个阶段的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低收入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足够的钱来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索洛在1956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高投资只能暂时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的增长率并不会变化，因为技术和人口水平保持一定。但是，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却忽略了这个先进的增长理论，而继续使用了该理论的前身——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个模型假设产出和资本存量成正比，所以产出的增长也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也就是投资成正比。7与此同时，增长过程要经过连续几个阶段的观点已经包含了贫困国家会追赶上富裕国家的思想。索洛模型所预期的这种趋同性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的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不谋而合。
1704564986
1704564987
对在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组织里工作的经济专家来说，在理论上有点小出入并不要紧。而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官方“发展”机构，却已经把为其工作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与世界学术理论长期分离开来，并鼓励他们创造自己的技术知识。但是和广义的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框架相一致的是，他们严格地把政治和历史背景排除在他们的分析之外——这么做相当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的分析肯定会受到那些战后建立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机构的政治背景的影响。
1704564988
1704564989
所以，这些经济学家计算了某个特定经济体在未来的期望产出，然后倒过来计算了增长和投资的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内金融资源之间的差额就是所谓的“财政缺口”。在实现空间探索和伟大社会的壮举的激励下，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贫困国家而言，经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环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际援助者，从世界银行到某个政府，往财政缺口里倾倒了援助的金钱，不仅帮助了贫困国家，也希望可以借此来稳固这些国家对美国而不是苏联的忠诚度。
1704564990
1704564991
但是一些结果让人难以接受——从无法发电的水坝和废置的工厂到巨额的瑞士银行账户、皇宫，还有战斗机。不过这些丑闻反馈到提供援助的机构花了很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专家建立了一个自私的制度来保证钱能流通：他们只是负责发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是他们的工作。另一个原因则是“冷战”影响了很多发展企业，就像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很多其他机构一样。现在很难确定援助（和私有化的外部融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什么，但至少可以确定，到现在为止，贫困还没有终止。
1704564992
1704564993
想发展经济的激进方法同样没有效果。激进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被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所激励。普雷维什为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之后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的第一总干事。他在20世纪30年代管理阿根廷中央银行，那段时间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动荡使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反对资本主义。普雷维什认为殖民主义破坏了贫困经济的结构（Prebisch，1950）。殖民主义影响这些贫困国家经济模式的原因是，希望让它们出口一些基本物资到发达国家，再按照不合理的条约换回产成品——这个原因就是明显的“依附理论”，而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加入到辩论所谓“不公平”贸易（我下面就会谈到）的阵营中来。国际贸易越频繁，这样的依附性就越强：除了驱除殖民统治以外，第三世界国家仍然依附于第一世界核心国。8这就把阶级斗争推向了世界范围，并且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对帝国资本主义的分析相吻合。
1704564994
1704564995
普雷维什是出身于发展中国家的很少的经济发展专家中的一位，由于自身很强的人格魅力及其在联合国系统中的政治敏锐性，他在一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中，比如印度，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依附理论的一个优点是它避免了负责派发西方援助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家的机械的、不基于历史的做法，而最大的缺点则是它所指导的经济政策是灾难性的，包括不参加贸易，还有发展国内工业——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么做可以替代进口昂贵的消费品和机器设备，但事实上这些不仅远远不够，还经常出大问题。苏联就是一个工业设计成功的典型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新的国内工业经常要由中央统一计划。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是人类活动中最失败的经济体系，虽然这一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很明确，但在1989年就已经很明显了。普雷维什在柏林墙倒掉之前就去世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拉丁美洲经济危机就证明了其经济政策是失败的。
1704564996
1704564997
很多贫困国家采用了计划经济和其他左翼经济学家推荐的发展战略，但是结果都很惨淡。在一个极端的例子里，原来的Live Aid所要解决的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就是在门格斯图上校的统治下发生的。坦桑尼亚，1964~1985年尤利乌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领导的一个还算不错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仍旧是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只有古巴和越南仍然还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将国际封锁和计划经济相结合，但经济也很低迷。但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消除贫困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而很多非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在非洲，依然极度贫困。所以发展中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选择，不能作为一个预测贫困和收入的好的指标。
1704564998
1704564999
对经济发展的哲学思考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生活中存在众多很小的讽刺，其中一个便是今天所谓的极端措施却采用了之前主流的援助政策。最著名的鼓吹者就是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的杰弗里·萨克斯。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就职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看起来很聪明的副教授，当时有点邋遢，但是很友好、很活泼，嗓门也很大。他在底特律长大，1976~2002年一直在哈佛大学度过，当然其间也有很多在国外提供经济建议的经历——最著名的是给波兰的“团结工会”及其政府以及1989年之后的俄罗斯新政府提供的建议。
1704565000
1704565001
在他迈入经济学超级巨星的行列以后，我有一次和他交谈，除了把胡子刮了以外（这个决定真棒），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改变。摇滚歌手博诺把他比喻成一个能说明为什么飞行里程对健康有害的活广告；《纽约时报杂志》则把博诺描述成“萨克斯的同伙”（2004年11月7日）。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是他的粉丝（当然是萨克斯的，不是U2的），《时代》杂志两次提名萨克斯（而不是教皇）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百人之一。简而言之，萨克斯是旨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所有活动中的英雄。在他的政策建议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免除债务、增加援助，即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的大规模金融援助。
1704565002
1704565003
萨克斯的逻辑是贫困国家现在被套在贫困陷阱之中，它们的收入太低，而无法储蓄它们所需要的资源：人们把所有挣来的钱都去买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国家的经济就不可能增长，人们的收入还是很低。他认为国际援助一定要想办法去填补这样的财政缺口，才能在2015年达到发展目标。这使你想起什么来了？这个说法和20世纪60~80年代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专家使用的模型一模一样。
1704565004
1704565005
其中一个专家就是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伊斯特利花了16年的时间来开展一系列他现在觉得非常有缺陷的援助计划，所以，现在他成了一个强烈反对增加援助的批评家。在其简历里的一些侧面信息至少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怪异的幽默感：他说自己的爱好是神经手术，还把自己描述成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的棒球专栏作家。伊斯特利出版了一本书，批评了“存在的理由”，也就是向贫困国家提供支援和低息债务的做法，之后他就离开了世界银行。目前他是纽约大学发展资源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和杰弗里·萨克斯隔城相望。9伊斯特利认为在增加援助的一系列理由中没有一项可以被投资和增长的数据所证明。88个国家中有84个，在30年的时间里，所获得的援助和其投资之间没有任何正向联系；138个国家中的134个，其投资和其后的增长率也没有任何正向联系（Eastely，2001）。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增加援助并没有带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的投资也同样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
1704565006
1704565007
伊斯特利还相信给予援助会扭曲受援者的目标。如果资金像天赐甘露一样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涌来，增加国内储蓄的动机就会被削弱。其他对援助持怀疑态度者表述得就比较中立。彼得·鲍尔一直对援助持批评的态度，他也是唯一的著名右翼发展经济学家。他说：“如果外界的援助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元素，那么人类应该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鲍尔爵士（由撒切尔夫人所册封）把援助描述为“把富裕国家中穷人的钱交给贫困国家中的富人”。他坚信这么做会帮助贫困国家的精英们始终把持领导权，从而导致腐败和破坏民主，挥霍的政府会继续执行破坏性政策，而他们越是欺压自己的国家得到的援助就越多。鲍尔还说，给受援政府的激励性援助，不是结束贫困而是延长贫困。1934年，鲍尔离开匈牙利前往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对他与美国访问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都不屑一顾，并把他们排除在经济研讨会的门外。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们的重心又偏向于鲍尔的看法。虽然大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相信一些援助是必要的，但是对大笔援助的支持则是流行的左翼做法。应当注意的是，支持援助的逻辑也可以应用到同样流行的免除债务的原因。伊斯特利认为应该把国家从那些腐败的执政者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免除债务。因为只要坏人还在台上，债务水平就会上升（Eastely，2006）。
1704565008
1704565009
支持增加援助或者免除债务的人当然也同意援助款在过去没有被好好利用这一说法，所以他们强调每个国家需要一个现在所谓的“好政府”，把援助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并得到有效使用，他们在说服受援国打击腐败的工作中着实费了不少口舌。萨克斯建议设立一个由联合国运作的管理援助的新系统，以此来确保援助确实被用在了好的项目上，诸如学校、医院。这个提议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已经有很多机构参与了援助的派发，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欧盟、各国政府，还有非政府组织。况且，对任何人来说并不需要像鲍尔爵士一样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才可以对人们在飞来横财面前的可能行为产生一点怀疑。
1704565010
1704565011
如果我们相信援助可以把几百万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那么可能一些小小的滥用也无足轻重，我们需要发现一些证据来帮助我们判断两个截然相反的诊断和解决方案。援助的花销对结束贫困来说是必要的，还是与之相反，对受援国来说是有害的？下面的内容就经济缺乏发展而考虑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同时也讨论了是否可以就当前的证据而不是政治哲学，来判断援助的好坏。最后一章会以经济增长理论结束，这个理论与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广义的长期证据相一致。我们能不能用这个理论方法来解释贫困国家为什么总是贫困这个问题？现在的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共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