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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的哲学思考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生活中存在众多很小的讽刺，其中一个便是今天所谓的极端措施却采用了之前主流的援助政策。最著名的鼓吹者就是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的杰弗里·萨克斯。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就职于哈佛大学经济系，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看起来很聪明的副教授，当时有点邋遢，但是很友好、很活泼，嗓门也很大。他在底特律长大，1976~2002年一直在哈佛大学度过，当然其间也有很多在国外提供经济建议的经历——最著名的是给波兰的“团结工会”及其政府以及1989年之后的俄罗斯新政府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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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迈入经济学超级巨星的行列以后，我有一次和他交谈，除了把胡子刮了以外（这个决定真棒），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改变。摇滚歌手博诺把他比喻成一个能说明为什么飞行里程对健康有害的活广告；《纽约时报杂志》则把博诺描述成“萨克斯的同伙”（2004年11月7日）。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是他的粉丝（当然是萨克斯的，不是U2的），《时代》杂志两次提名萨克斯（而不是教皇）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百人之一。简而言之，萨克斯是旨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所有活动中的英雄。在他的政策建议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免除债务、增加援助，即富裕国家向贫困国家的大规模金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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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的逻辑是贫困国家现在被套在贫困陷阱之中，它们的收入太低，而无法储蓄它们所需要的资源：人们把所有挣来的钱都去买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国家的经济就不可能增长，人们的收入还是很低。他认为国际援助一定要想办法去填补这样的财政缺口，才能在2015年达到发展目标。这使你想起什么来了？这个说法和20世纪60~80年代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专家使用的模型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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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专家就是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伊斯特利花了16年的时间来开展一系列他现在觉得非常有缺陷的援助计划，所以，现在他成了一个强烈反对增加援助的批评家。在其简历里的一些侧面信息至少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怪异的幽默感：他说自己的爱好是神经手术，还把自己描述成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的棒球专栏作家。伊斯特利出版了一本书，批评了“存在的理由”，也就是向贫困国家提供支援和低息债务的做法，之后他就离开了世界银行。目前他是纽约大学发展资源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和杰弗里·萨克斯隔城相望。9伊斯特利认为在增加援助的一系列理由中没有一项可以被投资和增长的数据所证明。88个国家中有84个，在30年的时间里，所获得的援助和其投资之间没有任何正向联系；138个国家中的134个，其投资和其后的增长率也没有任何正向联系（Eastely，2001）。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增加援助并没有带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的投资也同样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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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利还相信给予援助会扭曲受援者的目标。如果资金像天赐甘露一样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涌来，增加国内储蓄的动机就会被削弱。其他对援助持怀疑态度者表述得就比较中立。彼得·鲍尔一直对援助持批评的态度，他也是唯一的著名右翼发展经济学家。他说：“如果外界的援助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元素，那么人类应该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鲍尔爵士（由撒切尔夫人所册封）把援助描述为“把富裕国家中穷人的钱交给贫困国家中的富人”。他坚信这么做会帮助贫困国家的精英们始终把持领导权，从而导致腐败和破坏民主，挥霍的政府会继续执行破坏性政策，而他们越是欺压自己的国家得到的援助就越多。鲍尔还说，给受援政府的激励性援助，不是结束贫困而是延长贫困。1934年，鲍尔离开匈牙利前往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对他与美国访问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都不屑一顾，并把他们排除在经济研讨会的门外。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们的重心又偏向于鲍尔的看法。虽然大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相信一些援助是必要的，但是对大笔援助的支持则是流行的左翼做法。应当注意的是，支持援助的逻辑也可以应用到同样流行的免除债务的原因。伊斯特利认为应该把国家从那些腐败的执政者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免除债务。因为只要坏人还在台上，债务水平就会上升（Eastel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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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增加援助或者免除债务的人当然也同意援助款在过去没有被好好利用这一说法，所以他们强调每个国家需要一个现在所谓的“好政府”，把援助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并得到有效使用，他们在说服受援国打击腐败的工作中着实费了不少口舌。萨克斯建议设立一个由联合国运作的管理援助的新系统，以此来确保援助确实被用在了好的项目上，诸如学校、医院。这个提议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已经有很多机构参与了援助的派发，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欧盟、各国政府，还有非政府组织。况且，对任何人来说并不需要像鲍尔爵士一样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才可以对人们在飞来横财面前的可能行为产生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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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援助可以把几百万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那么可能一些小小的滥用也无足轻重，我们需要发现一些证据来帮助我们判断两个截然相反的诊断和解决方案。援助的花销对结束贫困来说是必要的，还是与之相反，对受援国来说是有害的？下面的内容就经济缺乏发展而考虑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同时也讨论了是否可以就当前的证据而不是政治哲学，来判断援助的好坏。最后一章会以经济增长理论结束，这个理论与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广义的长期证据相一致。我们能不能用这个理论方法来解释贫困国家为什么总是贫困这个问题？现在的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共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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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否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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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续贫困的不同解释总是让人觉得很尴尬（见Collier and Gunning在1999年的调查）。为了对它们进行检验，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GDP增长与可供选择的潜在解释变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正如在前一章里说到的，这样的关系否定了索洛增长模型，因为在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趋同的现象；但因为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条件趋同）而支持了内生增长模型。不过其他的变量也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解释了一个经济体的表现，这些变量可以分成两大类——地理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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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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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经典论文里，萨克斯指出（如图3.1所显示的），世界上几乎所有最贫困的国家都处于热带，而温带的国家几乎都很富裕。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唯一既处于热带而又富裕的地区，此外，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和泰国）刚开始追赶的进程。而热带的内陆国家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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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人均GDP分布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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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即地理位置是否决定经济的命运，这个问题显然是延伸了贾雷德·戴蒙德在经济学领域里的研究，该研究因《枪炮、病菌与钢铁》一夜成名。萨克斯认为热带国家的经济停滞有几条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技术也是长期增长的主要来源。在诸如农业和建筑业等重要领域，技术不会轻易地在不同气候带之间转移。在现代工业还没有开始以前，温带国家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在农业中，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现在变得非常悬殊。而且，创新的报酬递增使热带贫困国家和温带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萨克斯认为，社会因素，比如延迟的“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还有殖民传统也对加大差距起着一定的作用。在以后的工作中，萨克斯继续强调气候助长了严重疾病的传播，比如疟疾和肺结核。温带国家和热带国家的医疗系统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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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疾病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芬兰的气候对健康有益；芬兰那么富裕，难道是因为寒冷的冬天冻死了那些害虫？还有，为什么热带国家没有就他们自己的气候条件单独发展合适的农业技术？毕竟，在热带出生的人并不比在温带出生的人愚蠢，所以地理上的争论很难决定性地说明问题。但是这篇论文却对发展的辩论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学者开始对温度和纬度等地理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当然还包括了其他可供选择的解释，来尝试测量地理因素对增长的贡献。从这些回归分析中得出的结果（先不管那些文字游戏）往往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对此你不必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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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探讨之前，我想说一下另外一个准地理解释，这个解释是大家都已经接受的：就是像诸如钻石或者石油这样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存在。矛盾的是，发现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一般总是对经济起反作用，这也就是所谓“资源诅咒”。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里，自然资源只能肥了那些官老爷们，而穷人得不到什么好处。在一个动荡的国家里，资源通常是冲突的原因，因为交战双方都想从中捞一笔。比如说，“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s）就是塞拉利昂持续内战的一个原因。塞拉利昂在2004年联合国175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位于最后，那里的人们只有2/5能活到40岁，大部分人都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这实在是一种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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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中，被发现的自然资源为贪官们创造了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贫困国家一般都没有应对大笔收入的政治制度，甚至在腐败最少的、极其稳定的民主国家里，资源的发现也会对经济产生危害。大量石油或天然气未来的出口收入会提高拥有这种资源的国家的实际汇率，汇率是使出口和进口达到均衡时的价格。石油的发现会影响均衡，所以汇率必须调整。不幸的是，按外币计算，这个国家其他出口的东西价格都提高了，所以出口产品的销量就开始下降。按照国内货币计算进口的东西也变得很贵，所以价格就开始上涨。而且，资源开发带来的收入会增加国内对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物品的价格会上涨，但是出口的物品却不会，因为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这相当于提高了实际汇率，对当地的出口又是一个打击。在发达世界，石油带来的诅咒被称为“荷兰病”，因为这种现象曾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荷兰——当时荷兰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这种现象在英国和挪威也同样发生过，因为这两个国家发现了北海的石油，而经历了那次打击带来的萧条后，英国的制造业就再也没有真正复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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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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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理因素外，对经济萧条的另一个解释就是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体现在一个国家当前的能力中——工厂的数量、电网或者路网的质量、人们的技能、储蓄水平等。如果你想致富，那么拥有创业所需的资本肯定是很有帮助的。一国历史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就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了。很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例如Easterlin，1981；Ljungqvist，1993；Ray，2000）。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许还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传统。我们已经简要地提到过道格拉斯·诺斯，他强调了在历史背景下对增长极其重要的制度（参见诺斯本人对他前期工作的概括，1990）。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了一篇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报告，认为民主制度可以预防饥荒（Sen，1981）。从那以后，大批的文献都证明了制度和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从民主或专制这样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产权保护的力度、腐败的治理，直到小组织的数量——比如人们加入的教会和村庄里关于灌溉系统的安排（Przeworski and Limongi对不同观点的总结，1993）。后面提到的制度就是能经常制造一些被称为社会资本的东西，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我们在第八章里会再回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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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缺陷逐渐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很难从统计学上得到验证。你怎么能衡量制度呢？还有哪个比较重要呢？制度结构中的三个方面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第一个是腐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如何更快发展经济的每个建议都会先警告说，如果腐败不除，那么任何政策都是徒劳。这就是发人深省的2005年非洲委员会报告中第一条建议的内容之一。10为验证这个理论，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但如何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纳入回归分析，以便分离出腐败对增长的影响，依然很难做到。即使能做到这一点，对因果关系的方向还要特别注意——很可能是贫困滋养了腐败，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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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3.2代表不了这种谨慎的评价，但是它确实使我们能够对被验证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左侧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中基本没有腐败［这里是以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年度调查中承认自己于过去12个月里行贿的回复者的比例来衡量的］；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25以后的国家里，人类发展指标排名越低，腐败的程度就越高（在60个样本国家里，位于最后三位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东欧国家。如果TI调查更多的非洲国家，散点图中的关系就会更明显）。这是一个印象主义的诠释，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统计证据，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巨大，以及在这些国家里腐败的普遍性（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3；Lipset and Lenz，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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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与腐败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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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GDP PPP”是购买力平价人均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