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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即地理位置是否决定经济的命运，这个问题显然是延伸了贾雷德·戴蒙德在经济学领域里的研究，该研究因《枪炮、病菌与钢铁》一夜成名。萨克斯认为热带国家的经济停滞有几条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技术也是长期增长的主要来源。在诸如农业和建筑业等重要领域，技术不会轻易地在不同气候带之间转移。在现代工业还没有开始以前，温带国家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在农业中，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现在变得非常悬殊。而且，创新的报酬递增使热带贫困国家和温带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萨克斯认为，社会因素，比如延迟的“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还有殖民传统也对加大差距起着一定的作用。在以后的工作中，萨克斯继续强调气候助长了严重疾病的传播，比如疟疾和肺结核。温带国家和热带国家的医疗系统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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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疾病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芬兰的气候对健康有益；芬兰那么富裕，难道是因为寒冷的冬天冻死了那些害虫？还有，为什么热带国家没有就他们自己的气候条件单独发展合适的农业技术？毕竟，在热带出生的人并不比在温带出生的人愚蠢，所以地理上的争论很难决定性地说明问题。但是这篇论文却对发展的辩论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学者开始对温度和纬度等地理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当然还包括了其他可供选择的解释，来尝试测量地理因素对增长的贡献。从这些回归分析中得出的结果（先不管那些文字游戏）往往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对此你不必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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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探讨之前，我想说一下另外一个准地理解释，这个解释是大家都已经接受的：就是像诸如钻石或者石油这样重要的自然资源的存在。矛盾的是，发现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一般总是对经济起反作用，这也就是所谓“资源诅咒”。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里，自然资源只能肥了那些官老爷们，而穷人得不到什么好处。在一个动荡的国家里，资源通常是冲突的原因，因为交战双方都想从中捞一笔。比如说，“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s）就是塞拉利昂持续内战的一个原因。塞拉利昂在2004年联合国175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位于最后，那里的人们只有2/5能活到40岁，大部分人都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这实在是一种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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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中，被发现的自然资源为贪官们创造了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盆。贫困国家一般都没有应对大笔收入的政治制度，甚至在腐败最少的、极其稳定的民主国家里，资源的发现也会对经济产生危害。大量石油或天然气未来的出口收入会提高拥有这种资源的国家的实际汇率，汇率是使出口和进口达到均衡时的价格。石油的发现会影响均衡，所以汇率必须调整。不幸的是，按外币计算，这个国家其他出口的东西价格都提高了，所以出口产品的销量就开始下降。按照国内货币计算进口的东西也变得很贵，所以价格就开始上涨。而且，资源开发带来的收入会增加国内对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物品的价格会上涨，但是出口的物品却不会，因为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这相当于提高了实际汇率，对当地的出口又是一个打击。在发达世界，石油带来的诅咒被称为“荷兰病”，因为这种现象曾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荷兰——当时荷兰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这种现象在英国和挪威也同样发生过，因为这两个国家发现了北海的石油，而经历了那次打击带来的萧条后，英国的制造业就再也没有真正复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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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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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理因素外，对经济萧条的另一个解释就是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体现在一个国家当前的能力中——工厂的数量、电网或者路网的质量、人们的技能、储蓄水平等。如果你想致富，那么拥有创业所需的资本肯定是很有帮助的。一国历史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就如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这一点现在已经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了。很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例如Easterlin，1981；Ljungqvist，1993；Ray，2000）。但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许还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传统。我们已经简要地提到过道格拉斯·诺斯，他强调了在历史背景下对增长极其重要的制度（参见诺斯本人对他前期工作的概括，1990）。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了一篇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报告，认为民主制度可以预防饥荒（Sen，1981）。从那以后，大批的文献都证明了制度和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从民主或专制这样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产权保护的力度、腐败的治理，直到小组织的数量——比如人们加入的教会和村庄里关于灌溉系统的安排（Przeworski and Limongi对不同观点的总结，1993）。后面提到的制度就是能经常制造一些被称为社会资本的东西，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我们在第八章里会再回到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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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缺陷逐渐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很难从统计学上得到验证。你怎么能衡量制度呢？还有哪个比较重要呢？制度结构中的三个方面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第一个是腐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如何更快发展经济的每个建议都会先警告说，如果腐败不除，那么任何政策都是徒劳。这就是发人深省的2005年非洲委员会报告中第一条建议的内容之一。10为验证这个理论，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但如何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纳入回归分析，以便分离出腐败对增长的影响，依然很难做到。即使能做到这一点，对因果关系的方向还要特别注意——很可能是贫困滋养了腐败，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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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3.2代表不了这种谨慎的评价，但是它确实使我们能够对被验证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左侧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中基本没有腐败［这里是以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年度调查中承认自己于过去12个月里行贿的回复者的比例来衡量的］；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25以后的国家里，人类发展指标排名越低，腐败的程度就越高（在60个样本国家里，位于最后三位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东欧国家。如果TI调查更多的非洲国家，散点图中的关系就会更明显）。这是一个印象主义的诠释，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统计证据，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当巨大，以及在这些国家里腐败的普遍性（见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3；Lipset and Lenz，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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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与腐败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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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GDP PPP”是购买力平价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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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4）；透明国际（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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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于制度的争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缺少明确的产权。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写了一本书，对研究人员在秘鲁、海地、菲律宾等国家所做的实验进行了总结，这次实验是尝试注册合法的小企业（de Soto，2000）。在所有实验中，繁杂的注册程序、必需的贿赂、官僚主义的不作为都使合法注册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都只能在灰色经济中进行商业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外部融资，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资产也无法拥有合法的所有权，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抑制。德·索托的书非常有影响力，不仅反映了他在秘鲁公共生活中的显赫地位，也证明了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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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与制度有关的特定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历史。如果很久之前的历史还继续对政治体制和制度结构的形成起作用，那么它也可以解释今天的贫困问题。地理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某个国家的财富增加或减少时，其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气候和生态在长期中发生了改变——这是贾雷德·戴蒙德在解释古代社会崩溃时认为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过去的250年中，热带国家依旧贫困，温带国家却开始走向富裕。而这段时间相对于地理因素的改变来说太短，不过正好和帝国兴衰历史相吻合。曾有一篇很著名的论文表明，在公元1500年左右富裕的国家都是那些热带国家，而今天它们却相对贫困（Acemoglu et a1.，2002，也可以参见Easterly and Levine，2003）。财富的逆转发生在19世纪，显然是跟工业化紧密相关。这篇论文还认为热带国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是因为统治它们的殖民制度。欧洲殖民者觉得热带国家的气候不适宜生活而且非常容易生病，所以只在那里建立一些种植业或者大规模矿物开采业来榨取资源，却很少让欧洲经理和管理者参与其中。另外，很多欧洲人在他们觉得舒适的国家落脚，例如北美和新西兰，并在那里创造了同他们的故乡类似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显示当制度因素被包括进回归分析之后，地理因素本身也不能解释增长，但天气和微生物却可以，不过仍是通过殖民制度的历史和他们的政治遗产间接地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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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点呼应了“贫困源自剥削”这一激进的观点，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乏力正是过去剥削留下来的长期阴影，植根于制度中，而人们在社会中正常的交流、行为和交往模式，都是靠这些制度来维系的。这一事实肯定有其正确性。在战后的非洲，马丁·梅芮迪斯解释了很多受殖民者影响的新独立的非洲人继续把国家当成外国的附庸，结果导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欺骗政府（见Martin Meredith，2005）。腐败广泛而快速地蔓延，导致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如同纯粹的地理解释一样，单就历史原因来解释增长和贫困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对一定要把增长与外界或者不变因素等联系起来的决定论感到很不自在，无论是地理、历史，还是另外一些无形的因素，比如促使人们腐败的文化制度问题。贫困到底是不是注定的，这个说法可否作为经济增长倒退的解释？毕竟，一些贫困国家仍然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前进着。另外，制度决定论的说法是否就会使我们的问题倒退一步？是什么阻碍了制度的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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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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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的启发下，内生增长模型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着影响。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了个人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一个人的选择对其他人选择的反馈，这种互动或反馈使各种各样的经济结果都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失败可能是因为在重要决策中缺少协调所致，因为人们通过我们所谓“制度”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互相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路径就应该和在经济衰退中所取得的证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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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把教育也就是“人力资本”和增长联系起来的实证结果是很充分的。因为贫困国家的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很低，所以他们可能不愿意冒险经营自己的生意，或是投资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当孩子不太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而把这些教育投资赚回来时，为什么还要把钱花在学费上，而不是让他们早早去打工呢？总之，贫困国家里好的工作本来就不多，而且，每个家庭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支付学费，或是填补收入的减少，因此现在也不太可能为了以后得到高收入而去借钱（Ljungqvist，1993）。我发现这是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家就经历过这些事情。即使过去了30多年，我的哥哥姐姐们仍然能回忆起他们是怎么说服14岁就辍学去工厂工作的父亲上大学的意义。对父亲而言，他的子女们每个月能挣一些钱回来才更实际（幸运的是，我最年长的哥哥在我说这些话时已经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如果这种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都很普遍的话，那么在很多其他贫困国家就更加习以为常了。如果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这么想，就没有人愿意向他们子女的教育投资；但是除非大部分的孩子接受过高等教育，否则就没有人会开展任何需要技术工人和支付高工资工作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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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德布拉吉·瑞已经指出，以前的均衡增长论包含了这样一些自给自足的味道。罗森斯坦-罗丹描述了一个厂商和其他所有厂商投资决策之间的互补情况（Debraj Ray，2000）。没有一个厂商可以单独扩大规模，所以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没有人会扩大规模；但是如果他们都投资，那么所有的厂商都会有利可图。就如瑞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经济会掉进多种可能情况里的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是什么让一个国家的人们从自给自足的悲观转变成自给自足的乐观？只要你做出如下合理的假设，即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其他状态时，人们的选择与出现的更好结果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个转换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什么因素可以鼓励第一颗勇敢的心抛弃传统，尝试新事物，即使不可能马上获得回报也如此呢（Adwera and Ra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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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未来的期望之外，历史遗产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最后落入低增长的局面。历史会影响期望和信念，同样也创造了今天的起点：GDP水平、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瑞和其他经济学家在历史遗产中强调的是国家间的不平衡，高度的不平衡会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不足为奇的是，很多研究者现在还在为不平衡到底是抑制了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实证问题而伤脑筋：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极度不平衡，但是它们也算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极度贫困国家；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但经济在飞速发展；俄罗斯也在变得不平衡，但是没有增长。总体上说，最不平衡的国家也是最贫困的国家（或者反过来）。不平衡抑制发展的最明显的一个途径就是，当没有运作良好的银行系统时，资源就始终不可能从拥有者手中转移到需求者手中，因此贫困的人也就无法负担可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教育成本。不平衡和低增长是牢牢绑在一起的。你可以把德·索托的缺少产权的说法作为缺少克服不平衡的制度的论点之一：如果不可能向银行贷款，那么拥有产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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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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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贫困永久存在的内生增长模型和萨克斯在其论文里提到的大规模援助的贫困陷阱有什么不同？穷人收入低，他们不能储蓄，不能投资，所以他们的增长和收入都很低。区别其实就在接下来要制定的政策之间。如果认为增长乏力是内生的，那么在制定政策时就要改变态度和行为，而所进行的矫正就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永久的。一方面，比如说，一段时间内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或许可以使所有人都接受高中教育，这么做是为了启动需要大量高中毕业生的职位的过程，从而鼓励每个人都读完高中，因为读完高中后找到的工作薪酬比较高；但是另一方面，永久性地增加援助，却明显不会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当然，援助者会指定这些援助的用途，不过这样会很不合时宜地命令受援方政府应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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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援助对象的重点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内生增长模型的启发是，要制定政策来协调个人的决定，为鼓励所有人进行投资而创造合适的激励机制，努力消除诸如缺少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和信贷机制的限制。这当然不是不干预，但的确是不同的干预机制。伊斯特利使用了帮助“寻找者”而不是“计划者”的说法，所有这些的目的是要改变影响个人行为的激励机制。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明智的促进”而不是“大跃进”。毫无疑问，制定一个明智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当这些政策都围绕着几个特定的原则时，政策的细节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制度、历史甚至是地理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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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好心的经济学家，比那些从世界银行或者IMF来的、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给经济增长写菜单的经济学家们要更加聪明和谦虚，从今天起，他开始接管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其任务是把这个经济体的增长从一个均衡点调高到另一个点。他知道要从一个恶性循环跳到一个良性循环很困难，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做成了，其结果会多么激动人心，每个人都会称之为“奇迹”。所以就有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奇迹，然后是东亚奇迹、爱尔兰奇迹，现在可能是印度奇迹。那么，我们可以就此断言他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并在一个小而极度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或者在一个大一些但同样停滞的南美国家开始一场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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