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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德布拉吉·瑞已经指出，以前的均衡增长论包含了这样一些自给自足的味道。罗森斯坦-罗丹描述了一个厂商和其他所有厂商投资决策之间的互补情况（Debraj Ray，2000）。没有一个厂商可以单独扩大规模，所以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没有人会扩大规模；但是如果他们都投资，那么所有的厂商都会有利可图。就如瑞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经济会掉进多种可能情况里的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是什么让一个国家的人们从自给自足的悲观转变成自给自足的乐观？只要你做出如下合理的假设，即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其他状态时，人们的选择与出现的更好结果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个转换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什么因素可以鼓励第一颗勇敢的心抛弃传统，尝试新事物，即使不可能马上获得回报也如此呢（Adwera and Ra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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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未来的期望之外，历史遗产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最后落入低增长的局面。历史会影响期望和信念，同样也创造了今天的起点：GDP水平、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瑞和其他经济学家在历史遗产中强调的是国家间的不平衡，高度的不平衡会导致长期的经济停滞。不足为奇的是，很多研究者现在还在为不平衡到底是抑制了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实证问题而伤脑筋：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极度不平衡，但是它们也算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极度贫困国家；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但经济在飞速发展；俄罗斯也在变得不平衡，但是没有增长。总体上说，最不平衡的国家也是最贫困的国家（或者反过来）。不平衡抑制发展的最明显的一个途径就是，当没有运作良好的银行系统时，资源就始终不可能从拥有者手中转移到需求者手中，因此贫困的人也就无法负担可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教育成本。不平衡和低增长是牢牢绑在一起的。你可以把德·索托的缺少产权的说法作为缺少克服不平衡的制度的论点之一：如果不可能向银行贷款，那么拥有产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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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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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贫困永久存在的内生增长模型和萨克斯在其论文里提到的大规模援助的贫困陷阱有什么不同？穷人收入低，他们不能储蓄，不能投资，所以他们的增长和收入都很低。区别其实就在接下来要制定的政策之间。如果认为增长乏力是内生的，那么在制定政策时就要改变态度和行为，而所进行的矫正就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永久的。一方面，比如说，一段时间内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或许可以使所有人都接受高中教育，这么做是为了启动需要大量高中毕业生的职位的过程，从而鼓励每个人都读完高中，因为读完高中后找到的工作薪酬比较高；但是另一方面，永久性地增加援助，却明显不会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当然，援助者会指定这些援助的用途，不过这样会很不合时宜地命令受援方政府应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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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援助对象的重点是个人，而不是政府。内生增长模型的启发是，要制定政策来协调个人的决定，为鼓励所有人进行投资而创造合适的激励机制，努力消除诸如缺少为穷人服务的银行和信贷机制的限制。这当然不是不干预，但的确是不同的干预机制。伊斯特利使用了帮助“寻找者”而不是“计划者”的说法，所有这些的目的是要改变影响个人行为的激励机制。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明智的促进”而不是“大跃进”。毫无疑问，制定一个明智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当这些政策都围绕着几个特定的原则时，政策的细节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制度、历史甚至是地理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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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好心的经济学家，比那些从世界银行或者IMF来的、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给经济增长写菜单的经济学家们要更加聪明和谦虚，从今天起，他开始接管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其任务是把这个经济体的增长从一个均衡点调高到另一个点。他知道要从一个恶性循环跳到一个良性循环很困难，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做成了，其结果会多么激动人心，每个人都会称之为“奇迹”。所以就有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奇迹，然后是东亚奇迹、爱尔兰奇迹，现在可能是印度奇迹。那么，我们可以就此断言他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并在一个小而极度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或者在一个大一些但同样停滞的南美国家开始一场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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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策既平庸又特别难以实施，很多在“良好的治理”下出现的政策都属于这个类别。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要比独裁统治的国家更趋向于产生良好的经济。政府应该打击腐败，确保法律系统的合理和公平，确保每个官员都尽忠职守。制度改革很重要但是很困难，就如我们会在第八章里讲到的，因为制度是几百万人的决定以及他们彼此互动方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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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重要但比较容易实行的，是一些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需要融资、设定利率，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使财政赤字尽可能小。高通货膨胀对穷人来说非常不利，他们的收入无法与上涨的物价相协调，而且高通货膨胀还会使经济变得非常不稳定。直到最近，富裕国家的政府才找到了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方法，而且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仍然很难控制它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任务对贫困国家的政府来说更为艰难，它们通常很少有税收的资源，也很少有能力去收缴这些钱。很多发展运动的鼓吹者把宏观经济稳定性妖魔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把宏观经济稳定性称为“华盛顿共识”，暗示这是一个由华尔街和IMF狼狈为奸的阴谋，而不是认真专业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IMF为政府提供的关于减少管制和通货膨胀性预算赤字（通常被称为“结构调整”）的建议，经常受到左翼批评家的抨击，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好的，而减少政府支出会极大地伤害到穷人。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挥霍无度的政府并不是把钱花在穷人身上，而是花在中产阶级和精英身上，甚至花在他们自己身上（Alesina et a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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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有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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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的其他建议更加有争议，但都不会比20世纪90年代IMF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更有争议，这种压力包括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经济，并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巨大增长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全球化。由于宽松的进出口政策，贸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一直稳定增长，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宽松的资本政策也促进了各种各样的跨国投资的巨大增长。随后，1997~1998年，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东亚国家遭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实际上引发了Live 8和“让贫困成为历史”等一系列类似活动，也引发了反对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反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行动。经济学能够决定全球的开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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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核心信念之一，就是国际贸易是好事。经济行为的本质是拥有不同物品的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互利交换。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的核心价值就是劳动分工的好处，国际贸易把专业化的优势延伸到国家之间，全球化则深化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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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挑战这个观点。在普雷维什的带领下，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倾向于支持对国内工业的进口保护，他们都举出了日本、韩国谨慎保护本国产业直至其可以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的例子。这个分支批评了传统的倾向于更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最后传统理论胜出，在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贸易谈判中的各种问题而设定的系列贸易规则——的指导下，自由贸易一直延续到接连不断的贸易回合中。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了GATT，继而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同意新一轮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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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经济体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点毋庸置疑。问题集中在对贫困国家的影响上。公平贸易的说法，其实是依附理论的继任者，就是WTO规则没有给贫困国家合理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农业补贴政策扭曲了世界食品市场，并伤害了其他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欧盟的农业补贴数额惊人的庞大：每年逾3000亿欧元，超过了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GDP的总和，据说足以让欧洲所有的奶牛乘头等舱环游世界一周。另外，这种农业补贴对南半球生产糖和棉花等农产品的生产者的伤害尤其严重。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说法，但是，比起很多以证据为基础的经济学家，支持公平贸易的团体把这个论调更深入了一层。对其他商品来说，贸易规则和保护主义的作用更加不明显，一些公平贸易者做什么都好，就是根本不喜欢做生意。他们错误地认为国际贸易，尤其是其规则制定者——WTO，不知何故天生就“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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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自由贸易有两种不同的小心翼翼的论调。第一种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所呼吁的“管理贸易”，这种论调和在最后一章中提到的最新一代的模型相关。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专业化生产的收益非常高，所以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就出现了。按照这种说法，地理集聚对全球福利也许是件好事，而且如果国家政策倾向于这种集聚，而不是倾向于不同国家的同类竞争厂商之间的国际交换，那么几乎肯定会对那些能够实现专业化的国家有利。这样的论调适用于考虑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厂商，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但是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时，就不是很有说服力了。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就像是保护国内产业和进口替代的老说法。最后，克鲁格曼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管理贸易很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游说的影响，所以也就最好不要尝试了——虽然在贸易谈判中政府肯定是支持国内大型厂商的（Krugman，199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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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最近发表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文章，他认为（我认为确实如此）研究人员经常用来检验不同增长解释的增长回归分析本身就是有缺陷的（Rodrik，2005）。如果重要的变量被忽略了（所以被包括的因素可能会反映没有被包括的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如果一个衡量政策（国家的保护主义有多严重）的方法被误定义了，那么结果一定会误导别人（Rodrtiguezand Rodrik，1999）。为了修正这些问题，他指出没有迹象显示更开放的贸易政策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罗德里克认为贸易的开放，事实上对经济增长很重要，虽然对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开放贸易的国家的法律更为健全，而且正是这些健全的法律才提高了经济增长（Rodrik，2004a；Rigobon and Rodrik，2004）。无论如何，很少有经济学家完全同意他早前的保留意见，大量的证据都显示贸易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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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资本流动的时候，证据就倾向于对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速度的批评。毫不奇怪，在经历了1997~199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IMF和大部分经济学家中有很多人重新检讨自己的理论和想法。现在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在允许一些投资资金，尤其是短期资金——“热钱”自由进出时，发展中国家应该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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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援助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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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援助支出的行动背后有很多政治动机。在2005年的八国峰会上，西方国家的首脑答应豁免一大笔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并且每年再增加500亿美元的援助（在现有每年790亿美元的基础上）。额外的援助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求受援国必须保证援助款被合理使用，当然也不能有过去那么普遍的个人奢华的行为和秘密银行账户。对特定工程的所有援助都要登记，并被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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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援助使用目的这样啰唆地坚持，是迫于一份特别有影响力的报告。这份报告发表于2000年，这之前它作为一份工作底稿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中传阅。报告指出，好的援助在提高增长率和减贫方面特别有效。世界银行和IMF每年举行两次合作会议，通常是在华盛顿特区。这些活动，常以世界各国的财长和部长分头会议的形式举行，因其奢侈的鸡尾酒会而令人厌恶。政客和官员聚在一起讨论贫困问题的同时还厚颜无耻地品尝着各种美酒。所以在我做记者报道这些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些难以启齿。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这样无聊的鸡尾酒会上，和一位英国高级财政官员讨论贫困问题时，他一手拿着一杯白葡萄酒，一手拿着厚厚的打印文件。“这些就是了，”他说，“就是援助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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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两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克拉格·伯恩赛德（Craig Burnside）和杜大伟（David Dollar）的研究成果。他们研究了援助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且发现在有“好的”经济政策的国家里援助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好的”经济政策包括降低政府预算赤字、降低通货膨胀、对国际投资和贸易开放市场。可喜的是，这些正是世界银行所推崇的。这份报告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它证明了世界银行可以继续这么做：只要贫困国家的政府按照世界银行所说的去做，就给他们钱。我对这份重要并且严肃的报告评价不是很高，但是这肯定对世界银行有制度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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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几位研究人员对伯恩赛德和杜大伟的结果表示质疑，是因为他们发现所用数据的一点变化——包括界定国家、年份以及政策如何被衡量——都会导致援助、政策以及增长之间关系的消失。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无法把增加援助和加快增长两者联系起来。IMF的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温德·苏布拉马尼扬（Arvind Subramanian）最近的一项发现令人沮丧，即经济援助对经济确实有负面影响，即使政府有良好的经济政策。他们指出，即使每个援助项目本身是有益的，但大规模的资金流入也会对本国经济带来系统性破坏。这里请忽略援助使本国政府依赖于外国援助并会导致腐败的批评——即使没有其他的缺点，外国资金的流入也会提高被援助国的汇率，这就使该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出口缺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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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听起来很耳熟，那么就应该是和“资源诅咒”相同的现象。“援助诅咒”是不是也存在呢？拉詹和苏布拉马尼扬发现，受到大量援助的国家确实在体验着这样的恶果——它们的出口比其他没有受到援助的国家增长要慢。这不仅直接打击了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由于出口部门是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的源头，也会影响对其他经济部门溢出效应的发挥。有趣的是，个人的外币流入并没有相同的效果。因在国外工作而寄回国的汇款并没有推高汇率，也没有影响竞争力。理由似乎是汇款是可以自己调节的：人们在汇率上升时不会往家里汇太多的钱。他们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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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不好的消息是，即使有最好的计划，并且受援方政府非常谨慎地使用援助，诸如对竞争力的不利影响等负面作用，还是会抵消援助给增长带来的好处。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很难发观援助对增长的正面影响了。而好的消息是，如果密切关注宏观经济管理和类似于吸收能力这样的问题，援助成功的机会可能就会大一些。但是，因为以前援助的不成功历史，我们需要特别小心，不要把援助当成一种发展工具而对其所能带来的东西期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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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对向贫困国家提供大量援助产生异议。我们会遇到很多基本的人道主义需求，比如食物、饥饿，还有战争。许多人都乐观地认为，援助在未来可能会比以往得到更好的利用；在以往的很多情况下，援助都被滥用了。萨克斯认为大量的援助能够消除贫困国家通往持续增长道路上的障碍，同意他这种乐观观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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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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