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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对公共部门的核算本身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障碍。但这只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在衡量非买卖市场中的服务时遇到的诸多困难。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市场服务被GDP简单地忽略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家庭生产。诚如统计学家所说，所有用来维持家庭的服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护理庭院、煮饭做菜……这些服务是有市场版本的：用可比价格来估计家庭生产还有政府生产，并且把这些包括进GDP是可行的。英国的国家统计办公室（ONS）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种做法。时间利用调查（time-use survey）以许多人的日记为基础（这些人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们每半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估算出被调查人每天在家务上所花的时间。用私营部门的类似服务来计算这种未支付报酬的工作的价值。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发现，加入这些家庭生产以后，GDP大致会翻一番2。在英国这样的国家，这可能只被看成是女权主义的卖点，因为女性在这些工作中要比男性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在贫困国家，这点就不能被忽略，因为在发达国家市场里开展的很多活动，在发展中国家是在家庭生产中完成的。不仅是烹调，而且粮食的种植和处理都是在家里完成的。建造住宅、提供饮水、娱乐等许多活动在一些国家被算进GDP，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却没有被算进，所以区别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边界对GDP的概念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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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导我们从测量转移到定义的问题。GDP忽略了很多我们喜欢并且想要增加的那些明显应该被算进总体经济活动中的商品和服务，却包括了一些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如果有人提供了一项服务，那么这项服务就是存在的。更多的犯罪会提高GDP，因为这意味着为更多的律师提供了服务。更多的健康问题也会提高GDP，因为他们使用了更多的医疗服务。石油外泄也会提高GDP，因为需要清除行动。一场风暴或者地震也会促进GDP增长，因为需要大量的重建工作——我们衡量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增加，而不是死亡和基础建设的损坏所带来的当前财富和未来潜在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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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关键一点就是GDP增长对环境影响的评价。建造一个新的工厂并将其投入使用对传统的GDP来说肯定是有利的——更多的工作和工资、更多商品购买和消费。但是如果工厂污染了当地的河流，那么也可以在GDP中算为一项增加——另外一个企业会得到清理河流的任务。而附近居民被强加的“外部性”（怪味、毒性）在实际中却没有被计算进GDP，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在GDP中扣除那些居民因为污染所需要的补偿；工厂所用的能源和材料对环境的全部影响也没有被估算在内。计算了使用能源的货币成本，却没有计算为了获取能源而耗费的石油或者煤炭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这里也是计算了当前的盈利而没有计算未来潜在的损失。举例来说，一个经济学家估计每年矿物的减少大约是全球消费的1％（Weitzmann，1999）。政客还在和选民谈论如何使GDP快速增长，但是这样做使一些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把经济增长看成一件坏事，而不是一件好事或者是好坏相当，他们认为如果环境影响被正确计算在内，那么增长实际上会降低经济质量。支持这个观点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赫尔曼·戴利，他提出了“非经济的增长”（uneconomic growth）这个概念（Herman Daly，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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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国家统计办公室对环境因素开始警觉，并且开始收集与评价经济活动对环境和资源影响的有关数据。但是这些通常被放在“卫星账户”（satellite accounts）里，而不是包括在GDP里。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大部分被环境因素所鼓舞，尝试建立GDP以外的其他指标。想要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以更好地衡量总体经济的著名指标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和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GPI）。这些指标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从GDP出发，加上没有支付的家庭生产并减掉环境的负面影响。另外，还有其他调整也包括在内，比如说，当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时候，GDP要相应减少。在“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这一网站上可以找到11个国家的替代GDP的计算指标。以美国为例，传统的人均GDP从1950~1995年增加了四倍，但是人均真实发展指数却减少了2/5。所有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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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那个网站允许使用者在计算他们的经济福利时改变不同部分的权重，所以就很可能有某个非常郁闷的人把英国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计算成03。另外，要让一个过于乐观的人（毫不关心环境，一心只想增加国内劳动的价值）建立一个和GDP匹配或者超过GDP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也不太可能，替代指标在定义和构造时就已经使乐观主义不太可能存在了。但是也有让人高兴的理由，即相信在其他方面，传统的GDP因为忽略了环境因素而高估了福利并低估了经济福利。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引进了新的和更好质量的产品，就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让人高兴的理由，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就是推动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很多国家的生活质量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说越来越长的寿命、越来越低的婴儿死亡率，还有更健康的体魄，这些都被国民账户忽略了。人类发展指数在构成上与真实发展指数相似，但是它包括了不同的变量，诸如婴儿死亡率、文化普及率、女性的权利等。和真实发展指数相反，人类发展指数所衡量的增长超过了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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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夫兹沿用了人类发展指数方法，他把这个指数计算到1870年（包括人均GDP、预期寿命、文化程度，还有学校注册人数）。毫不奇怪的是，很久以前的人类发展指数和1960年以后的人类发展指数都反映了相同的现象：比人均GDP的增长要快得多。然后，克拉夫兹比较了人类发展指数和将减少的死亡率和减少的工作时间的价值考虑在内的经过调整后的人均GDP。这些调整措施其实可以推广到现在GDP的衡量方法中，以反映出对生活质量更宽泛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替代它。它们同样也显示出传统的GDP低估了“真实”的增长，至少从1950年以来，忽略了大部分由于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带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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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开始发现所有这些GDP替代指标的一个缺陷了，每种方法计算的指数都包含一些不适当的指标。GDP已经计算了理发、食品、汽车、保险，还有现代经济中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把花费在每种商品和服务上的所有支出加起来得到名义GDP，然后除以价格指数得到经济产出总量，也就是实际GDP。这已经很奇怪了。但是另外的一些替代指数在概念上混合了其他不同的项目：收入的不稳定性、温室气体的排放、预期寿命，还有食品和理发的支出，这些项目完全不同，也根本无法按照相同的单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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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替代指数，比如人类发展指数和真实发展指数，只包括了其创造者感兴趣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只包括了污染却没有文化普及率？哪一个指数可以被认定是政策制定者的最终目标？要定义传统的国民收入或者产出的替代指数，涉及除了经济产出增长以外的组成部分所占权重的价值判断问题。要是坚持使用GDP作为经济目标，然后直接考虑在经济产出增长、环境质量或者健康质量上进行权衡，要比把它们包含在单一指数中更有道理吗？这就是澳大利亚统计局（ABS）自2002年开始发布的《澳大利亚发展测量》所采用的方法（见www.abs.gov.au）。这个判断澳大利亚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的年度评估报告共包括15个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经全国性的讨论所挑选并几乎被所有人认可，另外，还附加了一套被有些人认为很重要而有些人认为不重要的几百项指标。澳大利亚统计局认为不应该让统计学家对如何建立指标进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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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混搭的政策目标中确实没有什么政策价值，因为这些政策目标本身可以被认为反映了其创立者的偏见和喜好。对一些因素的忽略，尤其是忽略环境的影响，肯定会造成对真实GDP的高估；但是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可能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GDP被低估的部分可能更大，甚至可能大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快的GDP增长还是经济政策的一个良性目标。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人们生活的改善速度要比统计数据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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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真的这么有信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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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使我们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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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31岁时就成为罗宾斯委员会（Robbins Committee）的一名研究员，这个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拓展高等教育的平台，现在已是研究英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调查机构。当理查德·莱亚德被问起是向公立大学投入更多的资金好，还是向破落的北方城镇，比如像安格斯·麦迪森的家乡纽卡斯尔投资重建比较好时，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莱亚德爵士（他那时已经是爵士了）就开始学习经济学了。一切来得很突然——在学生时代他学习的是历史和社会学，但是他又学会并喜爱上理性选择框架的强大分析能力以及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坚持对理论进行检验和寻找相关的证据。莱亚德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运行中心（LS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的创始者，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把数理分析的焦点转向了貌似定性的问题：什么使我们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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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国家成千上万的人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具体来说，问题通常是“综合所有的事情，你觉得你是很快乐，一般快乐，还是不快乐？”在美国和英国，超过半数的人说他们很快乐，只有一小部分人说他们不快乐。但是在其他国家，人们的回答就截然不同了。平均快乐水平在希腊或者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就比较低，在坦桑尼亚或者巴基斯坦这样的贫困国家就更低了。总的来说，人均GDP越高，平均快乐水平就越高。4大家对此没有疑义，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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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快乐数据里还有疑惑。如图4.1所示，一些国家的快乐程度要比另外一些国家低得多，即使它们的收入水平相似。比如，法国和瑞典的收入相当，但是法国的快乐程度更低一些。总的来说，要解释国与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巨大不同是很困难的，这可能是由于语言上和文化上对调查反应的不同所造成的。而且，就如估计的趋势曲线所显示的那样，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GDP每增加一块钱所带来的额外的快乐也随之降低。在任何一个富裕的国家，比如美国，调查显示当人均GDP增加了好几倍时，快乐水平也只上升了一点点而已。在一篇曾帮助发起快乐水平调查的著名论文里，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在1958~1987年之间，日本的平均快乐水平没有变化，但是人均GDP却增加了五倍（Easterlin，1995；Easterlin，2001）。而贫困国家的情况却不同：快乐程度紧随GDP的上升而上升。似乎存在一个人均年收入15000美元的门槛：在这个门槛以上，快乐程度和GDP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高收入肯定会使人们更快乐，但是太高就不会了，起码没有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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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快乐指数和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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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世界快乐指数数据库（www.eur.nl/fsw/research/happiness，2005年10月14日）；UNDP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快乐指数”从0到l0内取值，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调查，1990~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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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奇怪——没人会指望自己能不停地快乐下去，而GDP确实可以每年都在增长。变量就是如此设计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先生曾精彩地描述道：“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19.96英镑，结果是高兴的。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20.06英镑，结果是悲惨的。”没有人会继续这么说，“年收入21英镑，很高兴。年收入25英镑，爽呆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把收入降低会使人们开心。与此同时，富裕国家还有其他范式的指标，表明20世纪晚期的巨大繁荣却意外地带来了人们对生活的不满。比如说，在一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精神抑郁、滥用药物、酗酒，犯罪率和自杀率也都上升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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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莱亚德在《快乐》一书里探讨了这些谜团产生的原因。为什么富裕并不能使我们快乐？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有缺陷——人们对快乐的定义不同。比如，我们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调查的回答和天气有关系：如果被调查时天气比较晴朗，人们就会说自己更快乐，虽然指出这一点时人们会主动改正他们的回答。要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更为小心地衡量快乐，他们现在通过日记，甚至通过对脑部的扫描来测量快乐。目前的问题是人们在不同经历的顶峰期和结束期才报告他们的感受，而不会根据经历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整。另外，一些人还特别不快乐，而大部分人不会有极端的感觉，也很少有人会极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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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有意义的，那么一旦人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两个心理机制似乎就开始起作用了。一个机制是对周围环境的快速适应；另一个是所谓的“愿望的助跑机”（aspiration treadmill），这是心理学上对激烈竞争的叫法，即我们在意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绝对质量，而是我们和别人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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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适应新收入水平的相关证据在很多研究中都有发现。抽奖抽中的快乐效应最多不会超过两年。因为意外受重伤而瘫痪的人会不高兴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快乐程度在此后就会重新回到以前的水平。不过并不是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人们都能如此调整和适应，例如精神上的创伤会使人永久性地不快乐。但是人们还要快速地适应较高的收入，这种过程叫作“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因为要增加快乐，必须要有越来越多的钱才行。当不同收入水平的人被问起他们需要多少额外的收入才会开心的时候，回答是至少每赚1美元就额外多收入40美分才行。今年收入更多的钱意味着你明年想要更多，理查德·莱亚德将其描述成收入上瘾。除非人们意识到努力工作和增加收入并不能使他们快乐，否则他们还是会继续为了无法改善的福利而苦苦挣扎。他和其他经济学家都相信一定要通过外力才能离开“快乐水车”。莱亚德鼓吹提高收入所得税来号召大家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心理特征会强迫他们选择一种工作和生活的适当的均衡点。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在他的《道德高地的代价是什么》一书里，他建议对奢侈品征惩罚性的税，比如名车和名贵的衣服，因为只有在心理上对额外消费有所需要时才会购买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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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这些奢侈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意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我们对自己快乐的衡量与我们的期望值有关，而我们的期望又随着我们看到其他人如何消费而改变。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穿新鞋走老路的故事。经济学家凡勃伦在他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中创造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描述了经济生活中为了跟上时髦、与他人攀比而导致的竞争元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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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导我们努力方向的花费标准不是已经达到的、平均的、日常的花费；而是在我们能力之外的理想消费，或者是需要我们非常努力才能达到的标准。动机就是攀比，即个体竞争的刺激，这种竞争促使我们要超过那些常常与我们处于同一阶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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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理性地分析了这种现象，但是没有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任何建议（越来越多的想把我们从“快乐水车”上拉下来的鼓吹快乐的提议显得极不友好）。莱亚德写到他在一座没有暖气的房子里长大，就算是要不断地把脚放进一盆热水中取暖，他也觉得很快乐。这会让人立刻想起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刻画的四个进行吹牛比赛的百万富翁在描述他们的童年时所说的：“我们这么穷，我们不得不在纸糊的盒子里生活……但是我们很快乐。”我也是在一个既寒冷又潮湿的房子里长大的，冬天我醒来时可以在屋子里的窗子边发现冰，所以我宁愿工作得勤快一些以能够支付暖气账单。问题是要找到一个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并且是政策可以实现的合适的居住水平，至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无论对政府，还是对像莱亚德这样聪明的顾问而言，都不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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