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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效用函数的问题是，我们的偏好在某些时候既不稳定也不一致。比如说，人们在遇到逻辑上相同的选择时，会因为表达或者拟定的方式不同而做出不一致的选择。在100个被救治的人中，90人成功地接受了手术，34人在5年以后还活着；而100个成功接受放疗的人，22人5年以后还活着。再看另外一组：10人在手术中死亡，66人在手术以后5年中死亡；而在放疗中没有人死亡，78人在放疗后5年死亡。那么手术和放疗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更好呢？如果从第一组数据来看，那么只有18％的人会喜欢放疗，但是如果从第二组数据来看，如果避免立即死亡，就会有44％的人喜欢放疗。所以期望效用理论的问题是，拟定方式的不同似乎会决定人们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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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人们的偏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可能在红色、蓝色、咖啡色的鞋子里选择红色而不是蓝色，但是可能在黑色、红色、蓝色中选择蓝色。选择的菜单总是会影响顾客，就如市场专家所理解的那样。如果我只有两瓶酒可以选择，20元的和40元的，我可能会挑便宜的那瓶，但是如果旁边有一瓶更贵的，我就会选择40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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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对稳定效用函数概念的挑战来自于我们对未来可能结果的评估方式。通常我们总是低估对我们效用产生长期影响的因素，而对更近的因素非常重视，并且这个未来并不需要太遥远。在雨中待了一天而且叫不到出租车的科林·凯莫勒决定要研究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他们似乎每天都有一定的指标，当他们完成指标以后就不再载客。在雨中，客人很多，所以他们很快完成了任务，即使可以在一天里赚两天的钱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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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人们对即刻的满足有很强烈的冲动，而缺少自我控制。网上零售商就是依靠这个特点而提出如果在第二天送货就多收钱的条件。对烟草和其他药品成瘾的瘾君子很清楚他们的行为会对自己产生长期的伤害，并不是他们错误地评价了风险，而是他们尽管知道可能产生的结果，也愿意继续承受这个风险。通常我们对自己缺乏的自控能力有很复杂的理解，我们已经设计了很多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从工资中直接扣款储蓄就是一个例子，加入戒酒互助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也是一个例子，做出一个新年的决定并且告诉朋友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就不需要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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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使用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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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还没有任何心理学和行为学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在政策应用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影响。这一定是好消息吗？人性化的政策会比不人性化的政策更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是否应该注意到人性的缺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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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经纪人很早就了解到感情召唤所起的作用。比如说，1989年，加州使用了一种劝阻吸烟的新方法，尤其是在针对年轻人时，加州烟草控制项目（California Tobacco Control Program，TCP）使用了聪明的广告——更多地描述了抽烟带来的即刻威胁，而不是未来患肺癌的危险。这则广告诉诸短期的偏好，比如说看起来很酷或者避免阳痿，年轻人的反叛意识，还有对自己孩子的爱等强烈的情感。几个评估都显示这次运动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巨大。4很明显，市场和广告业比经济学家更好地掌握了人们行为中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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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经济政策中是否可以同样利用心理学呢？心理学在劳动力市场和个人金融市场这两个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中，人们的决策被他们强大的公平和回报意识所深深地影响着。在个人金融市场中，人们在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必须做出长期的决策，所以我们对短期满意的追求和自身偏好的不一致性都会导致很多人做出并非符合他们最佳长期利益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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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很难解释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许多问题。前面曾说过，即使在大萧条时期雇主也没有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是他们会解雇工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被削减工资的工人会以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作为回报——因为他们觉得减少后的工资对于相同的工作量是不公平的。杜鲁门·彪利（Truman Bewley）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直接的研究，对经理和工人都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工人们都说他们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来帮助同事保住饭碗，但是经理说他们害怕降低工资会挫败士气和生产力。彪利的研究也发现，和传统经济学理论相反，被解雇的风险不会使工人更努力地工作，风险会降低生产力。对此的解释就是，工人并不是完全自私的，而是和工厂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信工厂也会回报工人，与工人站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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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欧洲政府将此铭记于心，并总结说失业率可以靠分担工作来降低。例如，法国政府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每周35个小时工作制，理由是雇主不会减少工资，而工人会更努力，从而提高生产力。总的来说，法国经济学家评价说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虽然35个小时的限制确实降低了一些厂商的利润率，所以右翼政府放松了对这个限制的控制）。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方面也存在着理性选择战胜心理学的行为，例如，雇主对税收的理性反应就是少雇佣几个工人。在如何人性化劳动经济学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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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蓄与保险方面涉及对未来可能结果进行复杂评估的财务决策时，行为经济学的潜在贡献尤为突出。在人口老龄化的所有西方经济体中，很多人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储蓄得并不够多。我们都知道储蓄是好的，但是购物更有趣。在政治中，对如何提高养老金储蓄的政策建议还很混乱，出现了许多对立的政治观点，比如究竟是政府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养老金中，提供更多资金来填补我们储蓄的不足部分，还是提供较少的资金以使我们意识到必须为自己多储蓄的道理。这两种对立的说法都假设人是理性的、传统的效用最大化者，但是当谈到为他们的未来而长期储蓄的时候，证据显示大部分人都很不理性。他们显然没有最大化长期的效用，所以安于现状的偏见就使他们不愿意改变现存的安排。模式的选择对人们的行为也很有影响，前面提到的选择不参与养老金的比例与选择参与的比例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一个明显且简单的政策步骤就是改变模式以使人们不选择长期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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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决策也同样充满了非理性。模式在这里也有影响：例如在选择保险项目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默认选项。新泽西有一个默认的汽车保险项目，保险费很低并且可以购买诉讼权；在相邻的宾州的默认项目是收取高保险费，但是可以取消诉讼权来扣掉一些保险费。在两个州分别有80％和75％的人选择了默认项目。在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时候，起点给他们定了参照点。另一个例子就是，与经济人相比，人们总是倾向于对小风险过度保险而对大风险保险得不够，这反映了损失厌恶和大的损失所引致的风险提高的组合。依据这种行为特点而出现的一个产品就是为避免家用电器的丢失或损害而购买的保险。当我作为英国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mmission）的成员仔细查看这些保险的时候，我们发现大约1/5的顾客为基本不可能坏的产品支付了其价格40％~50％的保险费。在研究如何纠正所发现的这些竞争问题时，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如何要求零售商在顾客购买时告诉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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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储蓄的决定影响了人们退休后的收入，也影响了对未来纳税人的财务负担。对政府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很少有人会反对使用比如不参与还是参与这样的设定机制来驱使人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很多经济学家对使用心理学研究来制定更有效的政策非常感兴趣。2003年，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主持的研讨会上，一份关于行为经济学对政策影响的报告披露了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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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参与者都被这些观点说服了，即普通人通常都以可以被预测的方式来反悔他们当时的选择；政策制定者通常可以在很多竞投版本中找到“真正的福利”；还有总体行为和制度有时会利用大家的认知错误。所以“仁慈”或者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家长式主义概念就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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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来说，我对家长主义不是很感兴趣。我怀疑像类似上面的储蓄选择这样“没有脑子”的行为政策很少，政策制定者可能过于家长主义了，他们觉得，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做别的事情是出于人民利益的考虑。即使没有任何强迫的问题存在，政客对广告和市场技巧的前所未有的痴迷程度也不是很受欢迎。家长主义是否就是聪明的专家可以设计的克服人们心理误区的唯一方法呢？可能不是。另一个对心理学和经济学交集的研究指出，使用设计更为良好的市场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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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设计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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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退一步，并提醒我们自己为什么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这么有兴趣。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个人行为的不现实的假设，即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自私、效用最大化的完全相同的人，而且每个人的偏好都是稳定并且一致的（某些其他的条件也成立），那么就可能证明一些很清晰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竞争性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对竞争者之间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问题，竞争性的市场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它也可以实现福利最大化。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结论，对所有不现实的假设来说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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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很多从这个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得出的法则运行得相当好。高价格通常确实是减少了需求，而一些实验似乎也证明了经济学中的原理在猴子社会中也适用。被教会使用银色兑换币买东西的僧帽猴也遵守了需求和供给法则：当葡萄的价格下降的时候，它们就多买点葡萄，少买点果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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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他们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这个结论所依赖的假设的局限，经济学家还是非常支持用市场来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城市中心对交通堵塞的收费问题。2003年，伦敦市长为了减少在街道上堵塞的车辆和减少大气污染，开始向在上午7点到晚上6点半之间驶入市区中心街道的车辆征收堵塞费。这项政策运行得非常好，六个月以后交通量减少了30％7。大部分伦敦市民对这项一开始争议很大的价格机制非常高兴，而市长也因此提高了收费并扩大了计划所覆盖的区域。经济学家们将其视为经济学的胜利。经济学家也喜欢使用市场来决定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比如说射频频谱、排放温室气体的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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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人并不一定同意。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在他的熟人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调查，询问了中午饭时在拥挤的食堂里是排队站一列队好还是两列好：只有一列长而慢的站队，但每个人付同样的钱；或者有两列站队，其中一列快一点但要多收一些钱。他问到的人中，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选择两列而所有非经济学家都选择一列。8这就是每天看到的非经济学家所共同认可的观点。在战争时期，政府应该配额供应稀缺的必需品，比如食物、衣服，还有能源，因为要是有钱人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多花些钱多购买些东西就显得不公平。同样地，大部分欧洲人相信医疗服务也应该由政府来配额控制，而不是通过价格手段，虽然这样的想法在每个国家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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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未必是典型的，但是他们是正确的吗？而如果他们有时候正确，那么是何时呢？价格机制的有效性何时可以克服正常的心理，比如对公平的本能和参照水平的影响？这就是和丹尼尔·卡尼曼一起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农·史密斯开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史密斯在他哈佛大学的老师埃德温·张伯伦（Edwin Chamberlin）的指导下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张伯伦设计了一个课堂里的博弈游戏，两名学生之间可以买卖虚拟物品。每对学生都会得到一个价格，张伯伦以此证明了传统的竞争均衡模型是失效的。当史密斯也成为一位老师以后，他设计了一组买家和一组卖家的实验，而两组之间要靠喊价来决定他们愿意按什么价格进行交易——也就是在旧式的开放式的喊价金融和商品市场中所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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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发现在这个更实际的实验里，交易的价格很快就趋近于理论上的竞争均衡点。以此为起点，史密斯和其他人做了另外一些实验，最后都证明市场确实产生了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结果。通过一系列试错的方法，人们的行为与非现实的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一致。以此为出发点，史密斯制订了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计划，在实验室里用实验来设计一个市场，从而观察人们是如何应对不同的制度而进行不同决定的。就如同他所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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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里能研究的东西就是你平时无法研究的。你看，计量经济学只能帮你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现存的系统决定了经济学理论所应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输入数据。而你在实验室里可以做的就是考虑完全不同的安排、全新的制度、全新的市场类型，这些都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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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计划在公共政策领域已经变得非常知名和有影响力。一些政府雇用了经济学家来设计市场以达到各种具体目的：销售政府债券、减少碳排放、有效地缓解交通堵塞、拍卖无线频谱等。英国政府在2002年通过拍卖无线频谱给移动电话公司赚了220亿英镑，就是好的经济学家完成这些任务的一个例证。以前，官员们会决定哪些公司可以早一点获得频谱，但是这样政府就没钱赚。史密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如查尔斯·普洛特，在政策制定者实施改革以前就在实验室里对市场进行了测试，而现在，这样的实验经济学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尽管并没有按照最好的预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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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实验工作的方法与前面说过的心理学实验有很大的不同。心理学实验发掘了人类行为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差异，史密斯的实验目的是要找出引导人们一致行动（似乎是理性选择）的制度结构。在很多种类的制度或者市场结构下，自我调控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确实可以得出与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竞争性均衡一样的结果。数以百计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拍卖市场中。原因是市场会把人们所需要的达到均衡点的信息经济化：人们对价格和数量的汇合包含了大量本身不能透露或者理解的私人信息。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由个人动机和决策的复杂性而产生的神秘的次序，第七章会讲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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