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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莫勒是一位将大脑科学应用到经济学的最主要的研究人员，他使用了进行决策时对大脑活动扫描得来的证据进行研究。关于可能是非理性但是看起来是理性的决策何时出现的解释渐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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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泛接受的结论是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决策取决于大脑的前额皮层，或者脑岛叶中的活动量（Cohen，2005）。粗略地说，前者是前上方大脑，就是在前额的后面，是最近才进化的部分；后者是很小的、久已形成的大脑中间的部分。举例来说，在人们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大脑活动的图片显示，当第二个参与者的前岛叶（与负面感情相关，比如反感或是痛苦）的活动比皮层中多的时候，第一个参与者提出的条件更有可能被拒绝。大脑的活动在条件被另外一个参与者提出的时候要比被计算机提出的时候显得更剧烈。图像证据显示岛叶和大脑边缘系统的其他部分一起管理着对即刻的回报或者损失的回应，而前额皮层则参与了对未来盈利的估计。皮层与自我控制和推理相关。按照普林斯顿心理学家约翰森·科恩（Jonathan Cohen）的说法：“前额皮层活动与功利决策有关（通常在面临厌恶的感情反应时会做出功利决策），在经济决策研究中，前额的活动是和在代价和不耐心面前做出更有利的选择相联系的。”理性经济人就是只有前额皮层而没有岛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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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在皮层中的决策是经济推理的核心部分。这些证据显示了抽象认知推理和对未来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见Frederick，2005）。考虑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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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球棒和一个球总共价值1.10美元。球棒比球贵1美元。问球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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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的回答是10美分（正确的回答是5美分）。按照人们做对这类题目的数目来排名，可以把他们分成在认知推理上得到高分和得到低分两类。高分者更有可能选择未来高期望值的投资而不是即刻低期望值的投资。他们比低分者更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也不情愿为了避免损失而承担风险。简单来说，高分者比一般人更像是传统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就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心理学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前景理论对低分者最适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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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愿意把这些图像和认知结果作为证据来解释更强的认知能力和经济学家的演化和发展。但是我们还是等一下，先把人分成两种类型，要么是瓦肯人要么是普通人，也就是说，要么是传统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要么是前景理论的囚徒。就在每个人按照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的时候，我们对总体结果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市场何时（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得到一个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有效均衡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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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即使理性经济人属于少数人，市场结果最终也会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因为一个人的选择会鼓励另外一个人选择抵消的或是反向的行为（Fehr and Tyran，2005）。这就是所谓的“策略替代”。很多市场确实如此，所以经济人主导了结果，即使他们只是少数。如果我的行为促使你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策略互补”，这样会把一小撮人的不理性行为放大，与理性结果相去甚远。一个明显的例子出现在资产市场——一个广泛应用行为经济学的领域（见Shiller，2000）。即使史波克是唯一的理性投资者，并且计算出某一个投资项目的期望损失很高，如果市场中所有非理性的笨蛋都觉得价格会上升，他就会忽略他的计算所依赖的市场基础。理由就是回报的一部分是该资产的转卖价格，所以非理性多数人的看法使理性人（或瓦肯人）也变得非理性。事实上，资产价格的泡沫只要有一小撮非理性的交易人这样做就会出现。科林·凯莫勒认为策略互补在一个结果未知的市场中更容易站得住脚，就像金融市场，今天的资产价格全都依赖于所有未来的价格（Camerer et a1.，2005；Camerer and Feh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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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实是这样，这个假设就提供了一个分辨两种状况的方法。一种状况是，政策应该假设自我决策的人会做出非理性或者非效用最大化的选择，那么这就需要一点仁慈的家长式作风的政策。另一种状况是，一个设计合理的市场能为一些高认知得分者提供正确的引导，使他们用前额皮层进行理性思考，从而确保理性结果能在市场中占上风。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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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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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很早就意识到了有缺陷的人在制定好的公共政策时会困难重重。他在《人性论》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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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拿来辩论，每个正在学习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争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问题……争论会升级，就好比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一样，而这些争论会非常激烈，就好比所有的事情都十分确定一样。在这些争论中，并不是最有道理的人占上风，而是最会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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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不是关于模式设定的说法，又能是什么呢？按照大卫·休谟的说法，理性的结论在公共辩论的时候就“很缥缈，好比晚上的幽灵”。同样地，他写到推理一定要靠热情来推动：我们如果不关心其他人，或者没有正义感、公平感，就不会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缺少理性的思考在社会中十分普遍，核磁共振实验显示至少有一类人是幻想型的乐天派——我们把他们称为创业者，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对完全未知的未来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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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脑的一个部分——前额皮层，确实是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来做决策。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当人们在那种认知系统下行事时，经济学确实是那种模拟人们如何思考的模型，这涉及计算和努力思考。但是大部分时间，人们不动脑子，而是按直觉行事。大脑的推理部分是理性的，但是大脑的其他部分，比如岛叶，所做的决策就和印象及感情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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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心理学、实验室里的实验以及大脑科学中得到的证据并没有推翻传统经济学的全部。相反，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其中有一些是相当情绪化的，理性最大化行为在市场中的应用得到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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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候心理学结果确实很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改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行为金融学可能是经济学中唯一对此非常热心的领域，总之，你只需看看金融市场就能知道感性和理性的相对重要性了。经济学中还有其他领域可以应用到行为概念，尤其在消费者的财务决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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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想要把心理学现实融进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困难就是没有统一的心理学理论。拥有这样一套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强大分析能力的源泉，也不应该轻易放弃。所以即使是从行为经济学中得到的模型既实用又令人激动，他们也仍未能建立起概括性的新理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人的真实决策行为概括成前景理论，但这是一个对一系列描述型常态（人们关心的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对这些变化的参照点通常是现状，但是也可以是别的；人们总是厌恶损失；人们对两个方向的变化的敏感度都是边际递减的）的笼统概括，而不是从一组逻辑上一致的公理中推导出来的理论。而且前景理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我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可能是一群奇怪的少数人，还是像传统的经济人一样行事。就像丹尼尔·卡尼曼在一篇文章中（Kahneman，2003b）写道：“现在看来，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鸿沟已经永久性地缩小了，但是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现经济学和心理学可以共享的人类行为理论。”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也指出这是因为心理学只是告知个人选择，而经济学则是关心由这些个人选择叠加而得到的整体结果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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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难题上，我要把这个结尾留给聪明的数学家波努瓦·芒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他现在关心的是理解金融市场（BBC作者访谈，《分析》，2004年12月2日），“人们都希望有序的生活，但人们都生活在无序之中”。现在，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小的概念，而不是宏大的统一的理论。不过倒也不要紧，因为就像我在绪论里强调的那样，还有消费者和企业的很多决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心理学无法给绝对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的解释或预测能力带来任何新的价值。主流经济学强大而统一的理论冒犯了那些认为理性假设在心理学上不现实的人，但是这个理论却运用得非常好，只是在我们预测未来时需要加一些心理学家的想法以供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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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六章 信息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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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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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普通人很难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诸如效用最大化、完全信息下的理性个体决策。前面两章研究了效用最大化和理性假设：其中的部分内容是经济学的基础，同时，经济学家自身也在这两方面突破了新古典模型的约束。本章研究的则是第三个方面——信息假设。这一章将会探讨信息对不同背景下经济分析的重要性，随后，对这些不同的背景进行概括以理解作为一种协调社会的机制——市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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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关于效用最大化和理性的辩论一样，关于信息的辩论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但是它在战后被大学里盛行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淹没了。1945年哈耶克在其经典著作《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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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方法总是习惯性地忽略我们必须面对的现象，那么这种方法必然有问题。这种现象就是：无法避免的人们知识的不完善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被不断需求和获取的过程。任何一种方法，比如说含有很多联立方程的数理经济学，事实上是从假设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开始的。但这样的方法却系统性地把我们想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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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很多研究人员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且由衷地同意以上的说法，从而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有很多分支。从表面上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留着胡子，戴着眼镜，花了大半辈子时间研究怎样才能使穷人脱贫。他于1943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传中，他写到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都是在加里长大的，并且评论说：“确实，贫困、歧视，还有大规模的失业只能震撼一个求知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些会存在，我们又如何摆脱它们。”似乎很多在童年就经历了不完善市场的人走上了经济学之路。斯蒂格利茨把他的母亲和父亲分别描述为罗斯福新政和杰弗逊式的民主党，并且明显地对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价值观表示了敬重和支持。1年轻的斯蒂格利茨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在他所就读的自由艺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发起了废除兄弟会的运动，并参加了争取民权的游行。1969年在肯尼亚的一段研究经历激发了他对理解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的兴趣，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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