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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社会学的。他的研究对演化经济学家分析一个厂商从创业到破产的过程非常重要——虽然熊彼特自己反对使用一个直观的演化模型。正好相反，哈耶克对经济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兴趣，尤其是在反对中央计划经济时，并且他确实将经济制度恰当地置于演化研究的总体框架中。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的高才生。他于1931年毕业，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然后于1950年去了芝加哥大学。比起熊彼特来，哈耶克更可以称得上是今天右翼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先驱（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好鼓励了政策方面的书呆子们选举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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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自发秩序的出现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自发秩序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现代经济制度，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市场都包含众多的竞争者，他们如此复杂并且传递着如此庞大的信息，所以不可能被刻意设计出来；它们是从由价格机制协调的群体选择的机制中进化而来的，并且当现有市场经济制度不再完美时，用人为的计划去取代这些制度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信任构建了交易的基础，而现在这种个人信任被法律和制度所取代，从而使陌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组成的相互连接的系统成为可能，这个系统就是哈耶克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即“延伸的秩序”，与保罗·西布莱特所指出的经济学今天的“自然历史”的相关性已经非常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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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其他学科的分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演化经济学已经被强大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逼到了边缘地带。主流经济学喜欢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去分析模型，这样做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上计算和比较，但是忽略了从一个稳定的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移动的过程中的动态细节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大概10年以前，正式的演化模型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做的工作，虽然当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很多有趣和严格的研究，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西德尼·温特和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逊、斯坦利·梅特卡夫（见Hodgson，1998，2005；Metcalfe，1998；Nelson and Winter，1982）。这些经济学家确认了熊彼特所说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关心创新和增长。鲍莫尔也强调了创业和创新的重要地位，并且把它们和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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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演化理论的近期复兴源于一些新出现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生物研究的发展，这些发展尝试着把生物学的概念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说演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一些进化论专家事实上认为进化性的思考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远远超出了基因和生物学的范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一位狂热的达尔文主义科学家，他发明了名词“泛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虽然这颇具争议，但仍然激发社会学家想要把社会学和生物学沟通起来的尝试。第二个新的原因是技术的发展已经帮助经济学家克服了他们的惰性，那就是不愿意牺牲他们基于传统模型的分析方法。尤其是演化博弈对经济学家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工具，并且已被生物学家所使用。除此之外，生物学家所使用的非线性动态系统的数学方法，以及当分析方案不存在时使用计算机模拟动态系统所表现出的能力，都促使经济学家从生物科学中寻找方法。这些方法看起来都为总体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很深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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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有关增长、演化博弈理论以及复杂性之前，下一部分将揭示进化理论广泛应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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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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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没有发现进化。他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个更早的进化论者，（死后）发表了《自然神庙》，用这首脍炙人口的长诗建立了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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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的海浪下是有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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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于海洋的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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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晶球也看不见它成长的第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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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浆中继续前行，用力刺穿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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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代代成功的繁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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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求着新的力量，憧憬着更大肢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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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无尽的植被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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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鱼儿和飞禽走兽的王国里呼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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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流行更多是因为其色情语气，而不是其文笔——在1802年，一首描述植物性生活的长诗已经达到了出版物所能达到的擦边球的最高境界了（Uglow，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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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两个达尔文，即伊拉斯莫斯和他更有名的孙子查尔斯之前和之后，进化论的概念（该词是从拉丁文中“打开”的意思而来）一直都有一个很笼统的意思：铺开、发展、不停地变化。我们通常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语，意味着随时间变化而不断改善以前的状况。在生物学中，这个词语有更具体的含义，它最早出现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用一生的实践观察和实验来支持他的理论，那就是在动物的进化中，包括了一个由于动物物种中存在个体差异而环境对那些更容易生存和繁殖的个体进行选择的过程；并且繁殖过程会把这种适应环境的性能传递给下一代，不断地增加物种里的这种“被选择”的特性。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传教士根本不相信他们是从毛茸茸的猿猴进化来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即使是在众多的证据面前也拒绝相信生物进化论；事实上我们不仅是从猴子变来的，而且还是从远古的在地上爬的有短短的前腿的鱼类进化来的。1可能得到的结论只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从远古的鱼类那里进化得太多。从达尔文时代以来，生物学家已经得出进化论作用的确切机制：对优良基因的选择以及基因的表现，即在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一个物种或者个体可观察到的物理特性［见Ridley（2000）或者是Dawkins（2004，2006）的概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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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物机制要帮助我们用进化论的术语直接理解经济学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考虑把选择原理应用于厂商理论倒是比较有趣。一般的进化原理——变化、选择、复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一样有用。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它们在经济学中特别有用，尤其在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方面。对资源的竞争正好是自然选择的动力所在。达尔文自己也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我们第二章提到的）那里得到了启发。1838年2月他开始（只是为了兴趣而已）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几年之后达尔文在其自传中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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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马上就震撼了我，在这些情况（缺少食物）下，适应的物种就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就被消灭了，这种结果就可能产生新的物种。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指导我研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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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自然选择理论是从经济学家的关于人类增长和饥饿无限循环的定律中发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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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维多利亚时期其他的知识分子把达尔文的定理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最有名的就是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他首创了“适者生存”一说。在1859年以前，斯潘塞就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而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为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成功增值不少。斯潘塞认为生活中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进化原理来解释，从而发展了进化论。他认为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社会发展的完美结果中的物种改良达到顶峰。这是一种能理解一切的哲学，并被在大西洋两岸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查尔斯·皮尔士所接受。但在当时，“适者生存”的说法被认为是对弱者的鄙视。社会上对进化论的应用被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伊拉斯莫斯的另一个孙子）再次扭曲。高尔顿被《物种起源》所激励，把进化论概念应用到人的身上。他研究了双胞胎，区分了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差别，并且在1883年发明了“优生学”这个名词来描述把人养育得既健康又聪明的过程，而以后纳粹对优生学的支持却使这个应用于社会学的进化论观点被玷污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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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于1975年出版之后，以社会生物学形式出现的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分析重新盛行起来，并引起很大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研究进化分析的前辈们。社会生物学研究的是在一个物种里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进化条件和相应行为模式的进化意义。就像进化心理学一样，社会生物学把基因视为一个能够解释我们如何行为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并且引发了长而无意义的“先天和后天”的战争［见Pinker（2002）对这起事件的讨论］。社会生物学把选择的机制从个体延伸到了群体，在整体中分配着各种特性。一个社会群体由它的“基因池”所决定。社会生物学对其他社会科学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修辞学和人类学。进化论学者已经尝试着解释了人类文明的关系。比如说，理查德·道金斯已经把“谜因”作为等同于基因的文化单位，即受变异、自然选择和复制机制支配的一个文化主题的基本单位。谜因可以指音调、短语、时尚、做事情的技术、风俗，还有科学主张（见Blackmore的概括介绍，1999）。道金斯把谜因描述成从一个大脑传染到另外一个大脑的寄生虫，也就是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雪崩》里使用的令人难忘的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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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进化论思想在经济学中重新抬头的丰富但又有争议的知识背景。在泛达尔文主义者中也有分歧，一些人认为进化和自然选择是自然界的宏观理论，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进化论是一个可以解释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所有现象的重要途径。进化论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计划、设计者或者中央组织能力，需要的只是看不见的手，即自我调节的经济秩序。一些现代的进化生物技术已经对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在这一章后面将会提及。但是大部分进化经济学和基因生物理论关系不大，而是更加具有描述性和实证性的特点。比如说，理查德·纳尔逊，最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之一，认为“谜因”或者类似的概念实在太简单，无法用来分析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比如多国经济、半导体生产技术，或者知识产权法，“这些分析中没有一个尝试理解由诸如科学、技术、法律、商业组织的标准规范等文化结构所带来的积累性演化路径”（Nelso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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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如何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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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2006）也写道：“人类文化已经被变异和选择的力量改变了，这种变异和选择虽然与生物进化的概念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些共性。”但是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经济演化模型要能够应用于经济环境的变异、选择和复制的过程。变化的源泉是什么？在一个给定的经济环境中成功变异的标准是什么——“适合”应该如何定义，选择的机制是什么？成功又是如何传递的？事实上，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变异是我们所感兴趣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都围绕着形成和限制这些单位行为的经济环境而展开。这些单位是如何演化的？这些单位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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